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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2014年5月5日在巴黎就任法兰西人文院准院士时发表的演讲，见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io-monti/europe-democracy-problems_b_5317649.html，2014年5月20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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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从2013年到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数据呈下降趋势，但劳动参与率未见显著提高，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长期找不到工作，或干脆放弃就业，按照美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被排除出了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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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Apple’s Jobs to Obama: “jobs aren’t coming back” to U.S.，见http://www.heraldtribune.com/article/20120123/ARTICLE/301239999，2014年5月20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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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奥巴马在中国制造下推广美国制造大风吹现真相》，见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4/3785969.html，2014年6月3日最后访问。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去工业化”的严重性，因此加强了对数学与工程学的投资，见http://energy.gov/articles/president-s-council-jobs-and-competitiveness-announces-industry-leaders-commitment-double，2014年5月7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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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案例研究，参见［美］蔡美儿：《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更为系统的对“第三波民主化”失败的理论探讨，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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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中国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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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治理着一个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族群、宗教与文化的“跨体系社会”（汪晖语），这个社会处于急剧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利益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社会矛盾多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能够较为有效地引导资本的流向，能够对社会实施基本的保护，同时又能掌控自发的社会反向保护运动的力度。离开这个政治体系，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从这轮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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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国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做对了什么？在进入政治制度的探讨之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经济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而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自身，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方面的实践具有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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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自觉地为全社会设置战略性愿景的党，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既有社会力量静态利益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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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光是强调对于各社会群体静态利益的代表，其结果不过是将既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吸纳到党内，让党内变得如同社会上一样分歧丛生。要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形成政治整合，就需要高瞻远瞩，提出更为远大的战略性愿景，以“未来”驾驭“当下”。在此意义上，“代表性”话语不能脱离“先进性”话语。“先进”，顾名思义，就是要比别人先走一步，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相对于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会分出轻重缓急来；“人民”也绝不是一个均质的共同体，其中不同的群体与未来愿景、与执政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整合一系列在当下并不同质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以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作为其根基，需要更重视那些当下利益和社会根本利益、长远利益重合度较高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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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增强设置战略性愿景的能力，不仅需要加强对当下世界与中国国内利益格局的认知，更需要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谓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形成更为成熟的认识，为全党提供未来的方向。“民族复兴”话语当然也能提供一种战略性愿景，对内有一定的感召力，也能与社会主义话语相结合，但在国际上并不具有感召力，因而对其使用尤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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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战略愿景设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整合，综合并提炼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主张，形成更高的论述。如果没有对大方向的把握，各种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介入对战略性愿景论述权的争夺，只不过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伪愿景”，是将狭隘的特殊利益打扮成普遍的、长远的利益，比如将“人民”悄然替换为“市场主体”，将“为人民服务”替换为“为市场主体服务”，而且打出的是“深化改革”的旗号，需要细致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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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党政分工而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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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党政分开”一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该方向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的机关减少对微观管理事务的介入。在80年代末期，这一思路受到实践检验，被证明具有重大的政治风险。1989年6月下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政分开”已经转向了党政分工而不分开的做法，强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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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重新强调“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实践出真知，长期不接触一线的实践，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必然也会发生退化，其权威可能会发生衰减。而处于一线的官员却可通过不断的实践而积累知识与权威。长此以往，“两个中心”的问题就会逐渐凸显。90年代以来，党政分工而不分开，党政交叉任职，这就使得执政党始终能接触第一线的治理实践，保持自身的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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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执政党始终掌握着对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工作的领导权。在国家治理事务中，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工作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同时又与被监管的资本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的金融资本都在呼吁“去监管化”，这种内外互动更为监管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一领域，执政党如果稍微放松领导，就可能形成脱离党的总体战略布局的利益格局，党也会因为领导能力的衰退而无力驾驭经济格局。在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重申了“党管经济”的原则，并将之提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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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保障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性，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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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将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概括为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以及集体决策机制，这一体制产生了“决策行为不翻烧饼、决策效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延续”的效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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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所概括的几大机制中，“集体交接班机制”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具有重要性。中央领导干部的产生，要通过集体考察、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既防止个人说了算，也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这就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得到连续、平稳和坚决的贯彻实施。在集体交接班机制下，领导人在大政方针上可以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但需要凝聚领导班子的共识，需要尊重上一届领导集体，因而新的理论和政策对以往不能采取简单批判和抛弃的方式，而主要采取重新解释和发展的方式。这是“发展主义”而非“修正主义”的创新，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原则作创新性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充实。这种机制对于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关键时期的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工业生态的建设环环相扣，需要作长远规划，如果中途被打断，很难衔接起来。因此，领导集体保持路线和政策的连续性尤其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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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需要强调的是，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中的“集体”，是有班长的。1957年，毛泽东曾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视察时曾说“红花要有绿叶扶”【3】。两位领袖虽然强调的都是集体的作用，但其前提仍是存在“荷花/红花”与“绿叶”的区别。在各常委归口管理的条件下，班长统筹大局，负总责。如果没有统筹和负总责的人，所谓“集体领导”变成若干个人的各自领导，各个领域各行其是，那就可能出现一种“精神分裂”的局面，损害执政党的总体威信。尤其严重的是，如果在用人上也缺乏统一的权威，不同领域中形成各自的“庇护—被庇护”关系，既得利益格局一旦固化，就会进一步阻碍以后形成有核心权威的领导班子，使执政党内部向派系化方向发展。到那时候，政治整合就变得更为困难。十八大以来中央组织机构改革无疑加强了领导集体的内部整合，避免了以上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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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执政党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职业治国者梯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交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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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党竞选体制下，只有执政党才能利用执政优势，将干部放到特定位置上进行锻炼和培养，但这种布局受到“政党轮替”的冲击，其范围和连续性都有限。但在中国，可以“全国一盘棋”进行布局，而且可以着眼长远，将“相马”、“养马”与“赛马”结合在一起。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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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层的“集体交接班机制”下，要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其履历的全面性非常重要，往往需要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岗位上以及不同类型的地域工作过，获得丰富的治国经验。在本届领导班子中，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履历堪称典范，两人都有大队书记的经历，到中央工作之前又都有丰富的担任地方大吏的经验。基层工作经验使其对民众有深入了解，而担任地方大吏的经验使其对行政系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并培养起他们强烈的区域经济意识；辗转多省任职的经历，使之体察中国的丰富多样性。与顶层的“集体交接班机制”相应，近年来，对于新录用的公务员也加强了对其“基层经验”的要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古训。当然，对履历全面性的强调也促生了中高层领导干部送“自己人”下基层“刷履历”的做法，一些地方最终被提拔的仍然是下来“刷履历”的干部，而不是真正优秀的基层干部。我们主张给予土生土长的优秀基层干部顺畅的上升通道。但也要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基层“刷”过简历的干部比没有“刷”过的干部还是经验丰富一些。对于治国经验的强调，有助于克服浪漫主义和教条主义，培育起审慎的政治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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