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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多年里，升迁标准的明晰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赛马”效应，发挥干部的积极能动性，促进地方的发展。组织部门在提拔干部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年龄、学历、政绩的因素，也要考虑班子的搭配问题，从来都不存在单一的“唯GDP主义”，因此对所谓“GDP锦标赛”不宜过度强调。但对地方主官来说，要获得升迁，至少需要有过得去的经济发展成绩。在中国经济整体高速发展的条件下，“过得去”的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促使地方主官努力整合与盘活本地各种资源，推动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我们看一看每年的“中国百强县”榜单，听一听这一“俱乐部”新进成员的故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地方主官领导力的重要作用。而这种领导力的发挥，离不开背后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所提供的激励。当然，在全国主体功能分区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GDP增速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不同地区的干部面临的考核标准出现差异。但干部考核标准仍在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差异化带来的是激励设置的进一步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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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缺乏骨干人才的区域，中央能够投入资源，进行专门的培养。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这是一个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等五部委联合实施。进入该计划的研究生在读期间由财政部提供全额奖学金及一定比例的生活补贴，毕业后原则上回到原籍省份或原单位服务。中央也能从其他区域调入人才来进行帮扶，比如委派对口援藏、援疆干部，这就提供了为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是一种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这对于中国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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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领导下的职业治国者队伍是一道防火墙，是对政治自主性的保障。在目前的条件下，资本集团可以将自己的代理人推送到某些岗位上去，或者“俘获”现有的某些干部，但很难形成大规模的以金钱买职位、买政策的效应。而在多党竞选体制下，金钱和官位、政策的交换就有更大的合法空间。“党管干部”原则的贯彻，让国家保持了较大的“自主性”（autonomy）。尽管在特定的时段和地域，出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考虑，可能会出现过度“亲资本”的现象，但执政党仍然保持着根据时代需要调整自己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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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重视巩固和保持中央权威，同时在地方层面保持着弹性试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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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大大加强，扭转了90年代初出现的“无米下锅”的局面。“财大”才能“气粗”，中央汲取能力的增强巩固了中央的政治权威，对地方的潜在离心倾向形成遏制。财力的增长使得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较大的战略布局，比如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编织社会安全网，减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震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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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能看到，中国在地方层面一直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策试验。能够在地方上进行政策试点，凭借试验结果来评估政策收益、成本和风险，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点之一。试验成功，则可以推广；试验失败，取消试点即可，不会触动全局。比如说，2002—2012年间，很多地方进行了“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的地方试验，进入试验的干部层次达到了厅局级。但由于效果不理想，十八大之后就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不再推广。放心做这种政策试验的前提恰恰是：中央有足够的权威，不必顾虑地方通过某些试验来挑战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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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执政党在社会中仍然保持了广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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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组织系统在形式上仍然是完整的，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吸纳社会各界先进人士；连接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既为决策提供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同时也有助于较为准确和迅速地向社会传递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尽管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组织生活上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形式化、空洞化的现象，但从汶川地震等事例来看，当常态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执政党的基层组织系统还能发挥出其组织与动员能力，在秩序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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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指出“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中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着的危机与挑战。在我们看来，目前有三大问题最为突出。第一是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较大的“自主性”（autonomy），但整个党政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与之相关联的是第二点：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制在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最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由此带来难以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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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1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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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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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孟红：《“我可不能一花独放”——晚年邓小平的风趣妙语》，载《党史纵览》，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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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三、从“自主性”到“先进性”与“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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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政府是各国政府中“自主性”程度比较高的，以具有强大组织力的中共作为政治后盾，并且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作为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不会像欧美政府一样，轻易被强势的社会集团所“俘获”。而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中国政府能够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来制定规划，推出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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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强“自主性”政府完全可能是服务于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政府，未必是服务于社会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政府。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人民服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党能够提供未来的战略愿景，并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形成全党的意志，而这种意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得以执行。只要执政党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只要人大的转换机制正常运作，“自主性”就不会沦为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而可以承载“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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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机制目前的运作却不无隐忧。第一，虽然从宏观层面上看，“官”与“商”之间有诸多防火墙，但从微观层面上看，又可能存在过多利益纠缠，从而可能扭曲政策的方向；第二，人大制度这一“转换器”自身存在诸多张力，出现了某些阶层被“过度代表”、一些阶层缺乏代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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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共领导下的职业治国者队伍本身就是官与商之间的防火墙，资本集团难以通过竞选在体制内进行人事布局。然而，这只是宏观的结构。从微观的运作过程来看，防火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了。造成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普遍存在的“一家两制”，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成员担任党政干部，另外有成员下海经商。这样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家族化”了，利益交换就可以在家庭或家族内部完成。这样就在社会层面弱化了政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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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权力行使中限制亲属关系的影响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是在个人主义文化较为兴盛的欧美，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更不用说“亲亲”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已经对家族文化的政治影响作出限制。如科举取士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家族势力对官员任职资格授予的直接干预；回避制度则在地理上弱化官员权力行使与其家族之间的关联。经过20世纪革命，中国的家族文化也已经大大弱化。然而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掌权者的家属获得了将影响力兑换成货币的新机会，社会变革过程中各项制度的不健全，更为这种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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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并没有禁止或限制公务员家属经商的总体规定。只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产业对主管部门的公务员家属的经营进行了限制，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与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除此之外，有不少文件规定要求公职人员申报亲属经商情况、在管辖行业就业情况、出国情况等，但这些规定往往过于模糊，管辖范围不清，罚则不明。如果公职人员自己不出事，几乎不可能发现或查处其亲属违规经商状况。从近年来纪检部门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大量腐败案件中都有“一家两制”的原因。一些公职人员甚至用未成年子女或高龄父母的身份来牟取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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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反腐问题，而更是涉及到了政治层面上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问题。如果党政干部已经在实质上成为“老板”，在社会各阶层中，其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比如说，在劳资纠纷中，实质身份是老板的党政干部就未必有保护工人利益的积极性，而这最终会造成损害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后果。持有大量房产的党政干部当然会反对房产税，更会反对遗产税，这就会导致利于国计民生的税收政策迟迟无法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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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家两制”问题必须提高到一个政治性的高度来认识，“家风”不正，“政风”难正。但要正“家风”，需要更为严密的党纪国法。当前对于公务员及其家属经商的规定线条过粗，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高度不够，只是从“反腐败”的技术考虑来进行规定。在我们看来，当前的管理模式过于宽松，应当建立更为严格的党政干部亲属经商影响力评估制度。具体而言，党政干部申报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经商状况是最基本的要求，纪检部门需研究，亲属经商是否处于该干部管辖范围之内，是否可能借助该干部权力或利用其影响力来获得利益，只要存在较大的盖然性，哪怕没有现实的权钱交易，也应该影响该干部的升迁。该干部要么劝说自己的亲属退出生意，要么接受自己得不到升迁，甚至降职的结果。这种评估需要比较细致的规则，比如说亲属的范围，“生意”内容的界定，“影响力”的评估，均非易事。因此，有必要通过广泛的试点，来探索监管和评估的规则，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在表面上没有限制党政干部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干部级别越高，规则就要越为严格，因为这时候亲属能更为容易地借助该干部的影响力来获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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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一家两制”做出限制，执政党的“先进性”就会打折扣，“代表性”就会被扭曲，“纯洁性”更会成为问题。源头的污染是最大的污染，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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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好源头的问题之后，人大作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之间的转换器的角色就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对人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诊断：第一种是认为人大在“代表的广泛性”上出现了问题，表现在人大代表中官员与商人的比例过高，变成了一个官商俱乐部，这种意见要求一种“描述性的代表制”（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要求人大代表的结构大体上能反映人民的社会构成；第二种是认为人大代表个人的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一个律师身份的人大代表可以代表资本家，也可以代表工人，关键在于他和哪些群体之间建立了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因此问题不在于代表的身份是精英还是草根，而在于选举机制要具有实质性、人大代表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选民对人大代表的问责机制要落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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