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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普通民众更大的参与感和政治效能感，还可以更大胆一些，由群众代表对在职干部投评议票。在下面，笔者试着描绘一个可以参考的民主评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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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评议由上级组织部门主持，针对乡镇、县市主官（包括行政领导与党委领导）进行，在任期内举办两次，一次相当于期中考，一次相当于期末考。期中考如得分较低，可只作内部通报，以免影响被评议主官的权威；但期末考成绩必须公布。两次成绩都纳入干部档案，对该被评议人的提拔任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对评议得分不达标的干部，原则上就不作提拔任用。被评议人任期满之后的去向，随后也应当公布，以供评议人品味自己投出的评议票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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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该辖区拥有人大代表选举权的全体选民，自然具有评议投票权。这一范围还可以扩大，将外来常住人口也包含进来，因为这部分人由于常住，与当地政府公共服务之间产生了较为稳定的利益相关性。在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外来人口可能远超过本地人，如果不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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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组织工作原则，为了节省成本，可以从以上选民中通过抽签产生一个具有一定人数的评议会。一个30万人口的县，评议会人数应在1 000人以上。之所以要采用抽签而非选举，是因为选举中胜出的一般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抽签相比于选举更有利于产生“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而之所以要搞评议，恰恰是为了了解“沉默的大多数”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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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评议票并不是简单的“信任”、“不信任”或者“满意”、“不满意”这两个选项，而是要对被评议人的工作作一定类型的划分，尤其是区分出被评议人的常规日常管理工作和上任后力推的新政策，这样可以对被评议人的工作作出更为细致的反馈，便于其调整工作方式。而如果评议人对被评议人所推行的政策很不了解，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被评议人对政府工作宣传不力。这可以迫使被评议人改进宣传工作，充分思考本辖区各方面的行政如何给民众留下较好的印象，这对于沟通上下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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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评议投票日之前，被评议人要面对民众代表进行述职，并接受质询。民众代表可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人大代表，通常都是社会精英人士；第二部分是从评议人中通过第二轮抽签抽出的代表，他们中必然有更多的社会草根人士。质询会的内容通过电视和相关网站进行现场直播，会议记录也公开发表在相关报纸和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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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评议进行无记名投票，由上级组织部门主持和监督投票。如果统计结果显示干部得分较低，不受民众信任，在期中考情况下，上级领导需要对其约谈；如果是期末考，则应当影响到干部升迁。当然，一些特殊情况也需要得到考虑，比如说，该主官可能承担着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因“邻避效应”而不太可能得到辖区内民众欢迎的任务（比如让大型PX项目、垃圾焚烧厂项目落地的任务）。在这时候，就不能机械地看得分，而是要看被评议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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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民众对于主官的评议，也是对整个政府工作的评议。而具体部门工作，则不必诉诸辖区内全民评议，一则耗费成本较大，二则可能只有很少数人与该部门工作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如果要对部门工作进行评议，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即可。另外，对具体部门工作的评议，应当比对主管的评议更加频繁，以形成日常的督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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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机制可以适用到县、市，但不宜推广到省一级，因为省一级单位地域过大，省级政府与民众的直接关联较少，民众获取信息成本大大增加，很难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在省一级及以上，选官机制更精英化一些是可取的，只要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郡”的原则，则可确保省级及以上干部在升到现有位置之前，在乡镇乃至县市政府接受过民众评议，基本素质不至于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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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式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问责方式，群众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评议票，向上级政府发出不满当下治理的信号。在社会压力之下，上级政府很难对明显的弊政视而不见。有这一机制作为基础，各级政府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有可能做到更有针对性：首先是通过群众评议，更为准确地了解群众反映比较大的问题；其次，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更为精细地了解问题所在，探寻解决之道；最后，整改是否成功，就看下一次评议的反馈。这样，“正向参与”和“逆向参与”就结合在一起。当参与评议的群众发现自己确实能够影响被评议人的政治前途时，其政治效能感自然会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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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参与和问责方式适应于现行政治结构，可以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以及人大的选举结合起来。从流程上来说，党的组织部门向人大推荐那些在绩效评议中获得较高民众信任的干部担任行政主官，通过人大选举任职之后，该行政主官还要在任期内经过两次民众评议的考试，只有顺利过关，才能获得更高级职位的推荐。对地方党委主官来说，除人大选举换成党代会选举之外，其他与行政主官并无实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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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赵忆宁：《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31～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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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桂华：《富人治村的困境与政治后果》，载《文化纵横》，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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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五、意识形态与干部队伍的政治标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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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建设事关一个政党工作的全局，而绝不仅仅限于宣传部门。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部门，不是宣传部，而是组织部。因为观念性的事物只有通过具体的载体才能得到显示，意识形态只有落实到干部的言行举止上，才能被人民群众感知到。如果干部队伍的所作所为长期与意识形态表述是两张皮，即便意识形态本身获得了逻辑严密、形式优美的表述，也不可能建立起权威。知行不可分离，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干部队伍提供实践的政治标准。而这种关联性落实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就要求意识形态本身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遥远的愿景，而必须具有当下的可实践性，并通过干部的言行，展示当下与未来愿景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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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退化为了“底线管理”，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严防死守”几条底线，而在积极主动的传播上难有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的政治考察，也往往局限于在若干重大事件中的站队和表态。然而，没有进攻的能力，防守是困难的，底线会被一再突破，降得越来越低。其直接效果就是干部队伍思想上的混杂。而执政党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就大大削弱了。这种削弱当然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大的主流价值观，本土邪教思想与具有国际背景的极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为反社会行为提供了思想土壤。而对这样的极端主义思想，全社会都产生了某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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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离不开党的经典体系建设。权威性的重要基础就是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要保持和加强一个历久弥新的组织的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通常需要确立这一组织成员共同阅读的经典篇目，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与解释，不断生成可扩展的共同的言述形式与历史经验。这些经典就是党的“经书”，围绕这些经典形成党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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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实证、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应当成为以经典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既有可实证的部分，也有不可实证的部分，一旦投入实践，不管其是否具有可证伪性，都具有相应的实践效果。可实证的命题可能在实践中被证明存在错误，但不可实证的部分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主要是能否建立话语表达形式与受众经验之间涵摄关系的问题，如果实践发生变化，受众的经验发生变化，表达形式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无论是解释还是实证，都要以政党集体的、反复的实践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解释与实证要么失去客观性，沦为任意妄为之举；要么失去开放性，从而陷入僵化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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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经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结晶，毛泽东的著作因而成为中共党员阅读最多的经典文本。由于改革开放破除“教条主义”的需要，中共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的“可实证性”，而对理论本身的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的关注有所降低。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条主义对于创新的干扰。但如果对经典与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加解释，不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我们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与干部的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干部的政治标准也会趋于模糊，历史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会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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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不等于守旧。人类历史上凡是成功的经典体系，都是成功解决了保持历史延续性/统一性和与时俱进之间的张力问题的体系。只要稍微学习儒家经学的历史就能知道，经典解释的改变总是和实践中的创新紧密关联在一起。而对实证性的强调又是以“科学”为旗帜的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如果保持解释、实证、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尊经”和政治创新就能够做到两不相害乃至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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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首先需要有“经”，需要就经典文献基本篇目进行编选。目前党校和马院系统的教学中存在编选经典的传统，但还没有成为面向全体党员乃至全社会的实践。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要分别编选一个5万字、10万字、20万字的面向普通党员的经典读本，能够选哪些篇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党内进行反复的讨论。我们的初步提议是将基本篇目分为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世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三类，其遴选需贯彻同一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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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中共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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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首先是一个阶级性政党，从建党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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