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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着维护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的使命。因此，中共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有自觉担当，继承和弘扬“民族/国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化。在中共自身历史上所形成的经典文献中，这两个维度存在着相互嵌入的关系，在编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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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建党之前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经典文献，则需要从维护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出发，进行细致的筛选。在这里，筛选者必将遇到博大精深的包括儒家经学体系在内的中华传统经典，很容易为其所折服。然而，我们阅读古书并非为了消极地守成，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反过来，只有在明确未来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应从古代经典中汲取哪些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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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共产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维度，中共更是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写在天安门城楼上。学习世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是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从当下的执政实践来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拥有了自身的利益，相应地，中共也需要在世界各地获得行使某种领导权的承认。而中国又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其内部的许多宗教或文化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紧密的互动，因而对中共而言，学习许多世界历史经典文献，对于治理中国是直接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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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类文献的解释，都需要实现解释性、实证性、实践性的统一。但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是三类文献的核心，只有在这一类文献上实现三性统一，才可能实现对其他两类文献的统摄。至于文献解释工作的领导权，当然掌握在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的提出者、确立者的手里，其提出的解释原则需要经过中央最高领导机关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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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体系的建设要与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推进。从实质上说，对经典的阅读与解释是不断确认和捍卫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政治共识，这在实质上就起到为干部设立明确的政治标准的作用。政治共识清晰，政治标准明确，“开展党内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治纪律约束党员干部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这样组织才能真正做到帮扶落后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等到有了贪污腐败和“通奸”情节之后才由纪委和司法部门拿下。在党员干部发生贪污腐败/“通奸”之前，敢于光明正大地以政治原因来处理问题党员，能够治病救人而不剥夺其政治生命，恰恰体现一个政党的政治活力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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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体系的建设与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推进，经典体系的解释者也得以直接接触干部在实践中的困惑，及时对经典体系作出更新。一些重要的实践案例和典范，也能够充实到经典体系中去，不再以离散的状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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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点可以体现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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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各级党组织的日常学习活动。党的组织生活会在许多单位已经废弛。但一旦有比较完整的经典体系，经典学习和讨论就可以成为组织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党支部首先要成为读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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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典体系建设，可以为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提供基础性内容。当下的公务员考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智力测试，干部培训则内容庞杂而缺乏体系性。而如果具有完整的经典体系，这两项活动都可以得到充实和提高。经典体系本来就是为治国理政而备，落实到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中去，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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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干部的选拔任用也得以具有更为客观的政治标准。这可以有几个方面的表现：（1） 干部对经典体系的认同与熟悉程度本身就构成政治标准的一个方面；（2） 经典与实践互相发明的能力，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3） 经典体系所阐发的实质政治标准，更为干部自身提供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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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典体系的建设可以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结合起来。这既扩大了党的经典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通过教育学生，为培养未来的干部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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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体系的建设绝不能单靠党校系统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世界通行的主流学科体系之外，很难在主流学科内获得话语权威。而主流学科通常不以执政党为研究对象，因而无法为执政党的领导生产必要的知识。经典体系建设只有走出党校和马院，与更为主流的学科体系相结合，才能获得活力和权威。【2】因此，应当探索出必要的机制，将经典体系的建设和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和高校人文社科的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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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部分的论述得益于与肖自强先生的讨论。解释、实证、实践三统一的原则，以及建设三个层次的经典体系的思路，均由肖自强先生首先提出，可参见肖自强：《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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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强世功：《从“知识/权力”的角度看政治学的重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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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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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卷中，我们提出国家自主性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更为显著的意义。凭借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发现政策缺陷之后自我纠错的能力也较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驾驭资本，同时也能调节社会自发的反向保护运动。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很难设想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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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时指出，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先进性和代表性。要在自主性基础上实现先进性和代表性，执政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是关键。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俱乐部，在成员结构上仍要保持以工农为主；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一线党员声音获得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严格限制“一家两制”，减少特殊利益对决策与政策执行的干扰。同时，坚持党的政治性，还需要加强党的经典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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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强调，要建设“看得见”的授权制度与问责制度，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竞争性选举并不是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唯一出路。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出发，公民评议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而且可以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实现较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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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主义”标签还将持续，但这一标签也将日益无法把握中国的现实。中国已经被西方带有偏见的人士骂了许多年了，也不在乎被多骂几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在保持“办大事”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应性，办好日常生活中身边的“小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改革与探索的空间。但我们相信，如果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抱有基本的自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改革，及时纠正探索中的错误，中国的政治探索完全能够从“山重水复”走到“柳暗花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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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对1992年的邓小平而言，30年之后仍比较遥远；但对今日的我们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近在咫尺。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15日发表总书记就职演说时提出，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讲话之间存在紧密的意义关联：一旦中国拥有“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它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宝库作出新的贡献，也必将产生惊人的国际辐射力。火光在前，路在脚下，让我们怀抱希望和信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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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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