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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在一些地方，乡镇七站八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员变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乘坐班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下了班，基层就成了“无组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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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恶质资本的力量也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1】，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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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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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弱项，即叠床架屋的间接选举导致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批评值得认真对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压力下移、向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要言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必须接受双重压力：来自中层、高层的行政压力，来自基层人民的政治压力。这就需要恰当的制度机制来引导他们服务于基层，通过他们把乡村组织起来，把社区组织起来，把工厂组织起来，把单位组织起来，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用人民群众的民意消解科层制的僵化，防止垄断行政权力的专业官僚脱离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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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压力是自下而上的，来自人民大众。民众的生活遇到问题找政府解决，或者通过人大代表找政府解决，而政府也设专门机构及时接受投诉、反映、建议并予以回应，从而将基层民意变成公务员工作的最直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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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各个环节，基层干部都要走出办公室，直接走到群众当中，通过挨家挨户访问与定期接待来访相结合，通过群众问政大会、政策讨论大会、村民大会、社区大会、乡镇大会、座谈会、基层对话会等各种“人民政治”的民主形式，与基层骨干、基层群众直接交流，让群众了解法律和政策内容，给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施加无形的政治压力。同时也警示他们，人民已经了解法律和政策的原委，他们必须按照既定程序和法律制度按部就班地执行，只要是服务于群众生活的，不能打折扣，不能欺上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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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对群众路线进行制度化重构，并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予以落实。通过群众路线重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血肉联系，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去真正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具体包括：把基层干部深入群众生活例行化，直接听取基层人民的声音，让官员干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压力，同时也直接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民生的实质改善与直接民主、直接参政、直接管理的政治效能感相结合，事情就好办些，矛盾就好解决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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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主要作用于基层，作用于农村、社区、单位和工厂，需要时时刻刻把民主理念融合进来；需要民本政治传统和政治理念的回归；需要思考群众路线的政治现代性和相应的制度机制创新，即在流动性极大的巨型社会中如何制度化、定型化，如何从形式化的被迫为之变成主动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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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不是送温暖下乡，而是送自治下乡，送直接民主下乡。需要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落实“枫桥经验”式的群众路线，全方位扩大基层群众直接管理基层事务的制度渠道，组织、协调、培育基层自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自觉性。坚持将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制度、治理制度，与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干部路线相结合，整合农民工代表、农民代表、草根组织代表、业主代表等，这些都有助于把劳动人民整合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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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吸纳和整合人民大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群众路线在新加坡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新加坡政府及其执政党建立了三个直接服务基层民众的组织：人民协会、劳资政委员会、民情联络组，围绕它们搭建群众路线的组织网络。【2】这张组织之网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双轨互动、上通下达、多点对接、分类整合。这张组织网络在时间上最稳定，在空间上最靠近群众，在内容上最丰富，在功能上最全面：既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排斥情绪宣泄，最大限度地将潜在的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把可能的矛盾、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能够在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发挥社会救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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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教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搭建组织网络，主要做法是开办各种夜校，向人们提供各种职业和生活技能培训，将小市场、大超市、咖啡店、餐馆、小商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工会中的各色人等，都有效组织与动员起来，建立为自己争取民众支持的基层组织网络。这张组织网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牢牢掌握基层：它面向基层民众，坐落于基层民居，时间与组织形式也充分制度化，还具备真正解决民众日常问题的财政能力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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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写在墙上，而应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直接体现为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群众路线是政党生命的源泉，执政党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孵化器、发动机。沿着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发掘群众路线内在的民主因素，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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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夯实社会和谐之基》，载《浙江日报》，20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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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欧树军：《群众路线的新加坡经验》，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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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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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1.63亿（按城关镇以上的城市统计）农民工、0.5亿下岗工人、1.64亿“乡镇企业”职工、2.58亿农业就业人员，以及0.30亿乡村“个体户”（其中不少人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0.37亿乡村“私营企业”职工，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67亿。【1】这充分表明，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仍然需要回到“人民政治”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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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集体生活，享有法律之下的自由与平等，是人民的本质特征。这种对集体生活的认同感、归属感，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需要，是一种非常核心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重建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基层，也就是重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团结、凝聚和整合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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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持续扩张的动力，催生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也身处其中，深受其害。人民在分化，认同危机在加深，原来的控制与整合机制面临极大挑战。人民从团结走向分裂，分化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富人与穷人，市民与农民，精英与大众，旧精英与新精英，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与农二代，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等等不同群体。如何将分化成不同群体的人民重新整合成一个共同体——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再次成为时代的首要命题。这取决于我们根据什么标准定义人民，取决于我们还能否看清楚谁是人民，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运用优势传统资源并开创有活力、可持续的新制度资源。概言之，这一切最终都更取决于我们还有没有能力让政治正当性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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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首先关注不同政治场域的人民类型学，分类成为识别的前提。在人民的多样需求中，如何区分必需、享受与奢侈？在人民的各种利益中，如何区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当下？在人民的意志中，如何区分多数与少数？在人民的统治中，如何区分“多数人的暴政”与“多数的暴政”，进而，如何识别“要命的多数”、“可以绑架多数的少数”？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如何将分散、孤立、分化、隔离的人合为人民，关系到能否阻止那些一点点磨蚀人民政治正当性的力量集结、利益重组和结构变形。这些问题都是在文明冲突背景下，追求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战略愿景，所不得不审问、慎思、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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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人民何以成为人民的人民性直接相关，这是“人民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在告别革命、拒绝崇高的时代，在人民性一点点消退的时代，那个在革命时代诞生并创造历史的人民到底是谁？人民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重生？这些问号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都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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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如何整合人民，如何控制人民，都是关于“政治的”知识，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一切政治最大的难题和困境就在于要让治人者有治理的能力，其次才是让治理者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治理者有控制机制。【2】中国文明的实质是政治文明，而中国的政治文明是早熟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不过是重走中国春秋大一统的道路。从春秋战国到清朝大一统，从分裂走向整合，从分散走向统一，在共同体意义上将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团结有力量的共同体，人民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一”创造出来，把“民本政治”设定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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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把现代条件下的这个“一”称为“主权在民”，把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寄托在被统治者（人民的一种变体）的同意上。他把有责任、有能力、有条件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界定为自由的公民。【3】如果人们处于被奴役、被压制状态，就先要通过解放实现自由，变成自由公民，变成人民，这样的人民诞生之后，才能由他们组织普选，制定宪法，然后重新组织政府。在列宁那里，人民性的最直接体现被界定为人民的政治权力，即苏俄时期各种各样的人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享有直接罢免官员的政治权力。【4】这也就是说，卢梭、列宁这些民主革命的先知，他们所理解的人民性都是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拥有并直接行使主权的人民，这也正是中国革命者所直接继承并希冀变成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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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非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2年的清帝逊位，才是中国传统文明解体的开始，把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彻底斩断，以新生之名彻底摧毁。随后，尽管“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却再次回到了过去，再次把恢复大一统、重新把中国人整合为一体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最大来源。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这次的自我恢复、自我重整不再拥有自信，也无法从容选择，一波波西潮汹涌而至。思想家严复主张汲取卢梭的思想营养，通过重建政治社会，缔结神圣契约，赋予人民各种权力，重塑国家，让旧文明焕发新生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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