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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专制史”，中国社会几千年始终愚昧落后，中国人也就成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接下来就好办了，只有思想的解放才有可能除旧布新，必须反思传统、打碎传统、突破传统，必须学习西方、接受西方、融入西方、变成西方，必须换血才能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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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他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发生了转变：“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含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合为政务方针”【6】。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想，将人民恢复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恢复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恢复为历史文化共同体。任何人都不仅活在当下，也活在传统中，轻言告别革命太过草率，反倒应该继承优良的革命遗产，当下的政治承诺更不能背弃历史文化传统的先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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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的另一面，是民主性的一面，即反官僚主义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声张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的一面，在中国革命时代就生根发芽，也为人民共和国所承继。1956年4月19日、5月17日，周恩来做了两次讲话【7】，讨论中国当时非常流行、全国巡演的一部传统戏剧，叫《十五贯》，说这部戏救活了一个地方剧种，复活了昆曲，因为这部戏有丰富的人民性。《十五贯》的结局是大团圆，沉冤得以昭雪，但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曲折生动，真实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充满了“丰富的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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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这种“丰富的人民性”的实质内涵，界定为强烈的反官僚主义，这是革命时代和人民共和国前30年人民政治观的逻辑产物。在两次讲话中，周恩来总理把人民性理解为反抗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不是为反抗而反抗，而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平等，向往好的政治、好的社会、好的未来，这种追求与向往被内化为革命理想，也因此成为革命时代与常规政治时期政治文明的正当性源泉。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两段文字【8】，同样也把反抗意识、平等理念、引导教化的可能性，和一种更为现代的、科学主义的民主追求结合在一起，其实质仍然在强调对官僚主义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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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实现了人的解放，把劳苦大众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塑造出了人民这个集体人格。但是，常规政治时期的国家治理，必须处理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官僚主义，其处理方式与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原则高度一致，而不是相反。恢复并丰富人民性需要多种不同的渠道，可以从古今中外的政治得失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自然的衰变之势不可遏制，我们如何“回到开端”，如何在政党理论、政治伦理和治理实践中返本开新，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这些方面也都指向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恢复“文明自觉”、重建“理论自信”这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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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通过革命或者建国第一次创造出来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临一盘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受到损伤，就需要第二次创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群众路线”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参与，依靠最基层的“先进分子”也即“新乡贤”。如果只有个人、没有人民，只“以人为本”而不“以民为本”，基层群众只是被全方位地“覆盖”而不能全方位地“参与”，也就无法回归“人民政治”，无法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无法“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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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把基层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民主，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如果基层人民不能有效参与、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不能在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事务上当家作主，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难免走样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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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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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35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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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62～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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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3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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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十二）》，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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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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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192～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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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毛泽东：《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1958年8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98～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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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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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同样，政党的生命力寓于群众路线，亲和群众、从基层做起、拥有严密基层组织、决策服务于群众，则政党强而王；反之，排斥群众、走精英路线、基层组织涣散、决策脱离群众，则政党弱而亡。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毛泽东说依靠群众，都是主张眼光向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识别并尽力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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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原本需要有组织、有公共权威，但基层治理却遭遇了组织弱化、选举失灵和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三大困境。因此，为了实现基层善治，需要对症下药，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组织，把基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纠正以选举为万灵丹的理论迷思，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重新把基层建设成为劳动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而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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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1】，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只有“再造人民”，才可能“无敌于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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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252～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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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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