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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总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要轻易把他们轰到法律外面，法外行动多了，大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来就是法律以外的，怎么尊重你的法律？我的看法就是，要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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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有很多办法，用不着重新想新的，当然很多办法很粗糙，可能只在某个地方可行。能不能对办法做一些改进？这个其实不难。把很多人无端放在法律框架之外，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否则对社会治理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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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要讲的是利益和观念。很多人说既得利益，所有经济体制都会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观念的问题，利益是有观念的。什么叫利益，什么叫损失利益？要高度重视这个关键领域。科斯先生、一百来岁的老人家研究中国，最后结论是，关键是要有思想市场，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讨论当中，整个社会的民主观念逐步发生改革，重新看待利益。城里人不准外地户籍同学来考试，说会加剧竞争。这是观念问题。假设在贫穷这个领域你歧视他，但是你在别的领域受歧视，你高兴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社会才能有长远利益。利益和观念之间是有关联的，是有观念定义的。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关键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解放思想、观念僵化的话，很多改革就无法展开。我相信这个经验到今天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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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渐进改革，但是改革也是革命。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来呢？总是说慢慢来，关键的步伐迈不出去。是不是迈出关键的一步和渐进就冲突呢？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改革是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当然是渐进的。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不可能一天就把事情改出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深一些，力度到位一些。你看进化论，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是怎么站起来的？不是慢慢站起来的，慢慢站起来很难。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住，倒下去，过一段时间再站起来，站的时间长一点，再倒下去，再站，慢慢就站住了。这是一种进化论。改革是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不试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步。20世纪60年代河南、安徽等很多地方都大面积搞包产到户，后来我们调查这个问题，追溯到温州永嘉，农民发现大锅饭不行了，搞了包产到户，被打下去，因为认识不一致，认为这个危险；后来又搞一次，又被打下去，很多农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来，加上北京城里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结构的调整，最后站住了。其他的关键领域改革，怎么看都要运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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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调查要素市场，一千多家企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主板市场？最近很多小企业可以通过柜台交易、店头交易来获得融资。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1996、1997年，全国形成了一波店头交易的市场热潮，我访问过山东淄博当时乡镇企业试验的柜台交易，55个企业在那里挂牌上柜交易。后来青岛一家、济南一家，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出现20~25家，有些地方就出现乱象了。当时济南把一家桑拿浴挂了上去，有个记者写了内参，朱镕基一看就火了。后来阿尔巴尼亚发生集资风潮，然后就争论这个现象。这是一拨。第二拨场外交易起来，全国各类名目的场外交易市场累计不是二十几，而是三十几。你看一拨起来，一闹，下去了，再来一拨。我的看法，改革和进化一样，就是一拨一拨地起来，试试看、站站看，不可能渐渐站起来，这是比一下子站起来更难的一个动作。有时候就一次做到位，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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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改革不是听报告、听北京做了什么决定，而是要广泛参与。不要站在那里等，不是说等到最后靠一个人、两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十几亿人的国家，这么多领域，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革进行一步就会有新的东西，无论对企业、对个人、对整个国家，都会有帮助，当然也会有风险，因为改革就是在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下做的尝试。要根据我们各自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城乡统筹、土地市场一体化，包括权利观念、立法修法等，能参与的就参与，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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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为北大国发院“国家发展”系列讲座所作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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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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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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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的困局，面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改革是保持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似乎成为共识。但是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仍是必须讨论的基本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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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的世界，但是产业革命又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及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背离产业革命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强，一度衰落为世界最穷之一。现在，虽然从经济体的规模上，中国恢复了一百年前（即1913年）曾有过的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财富在世界上仍然只是中下水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丛生，社会经济不稳，经济增速骤降，中国的发展能否持续？中国能否成长为发达国家？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这些都是改革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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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中国的落后，一百多年来，先知先觉的国人，发奋努力，试图以改革追上先进国家。今天改革的目标，其基点应与这长期奋斗一致，即全面学习、追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从产业革命至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都在基本相似的体制下运作。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如同人们的宇宙航行必须遵循关于天体运动的道理一样，在经济社会领域，无视经济社会其道而行之，例如试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过去失败，今天还会失败。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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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悟出，中华帝国落后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取决于体制改革。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的基本体制，使得它们的社会经济稳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概要地说，它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但是与不发达经济比，他们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其相似的部分对比，非常小）包括：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至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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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改革发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一个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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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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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识改革什么，让我们看看发达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为什么存在如此的逻辑关系。首先来看市场。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机制，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都不是政府操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必须要求政府离开市场。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改革要求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原因在于有许多问题是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必须政府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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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第一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例如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代替市场，市场就死了。当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来保护市场。中央银行的非常基本职责之一是防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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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这是任何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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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以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的执行，限制垄断，防止欺诈。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帮助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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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别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证贫穷人口的最低标准，以及保护贫穷人口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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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法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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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质，有很多相似于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时的情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法治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就要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限制，市场就没有秩序。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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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会天然大公无私，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如何限制政府里面的人不贪便宜？如何保证政府保护市场运作，提供公共品？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度保证政府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产权，保护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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