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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革分权式威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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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曾经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是，分权式威权制同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对分权式威权制的改革。以下是人们为了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改进激励机制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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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案，就是坚持地区竞争，以多目标代替GDP增速的单一目标，比如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纳入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目标。但问题是，地区竞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多目标问题。经济学理论严格地证明了，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进行竞争，结果会适得其反。即，地方政府会把其中的许多竞争变成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例如，当收入分配公平与获取财政收入有矛盾时，他们会竞相寻找增大财政收入、牺牲收入分配公平的新方法。经济学的理论证明，在多目标的情况下，在自上而下的体制里，最好的激励机制是没有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为何世界上的官僚体制，基本都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经济与政府、经济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松散，因此，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有制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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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案，坚持单一目标的地区竞争，但改变竞争指标。例如设计一个综合目标，例如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地区竞争的指标。但是，这个方案也不可行。原因在于：第一，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二，在这诸多指标中，有的是界定明晰，容易度量的，如GDP；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度量的，如社会稳定。第三，在这些指标中，不仅执行难易有别，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涉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以上前两点问题加上自身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扭曲目标。第四，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且有权力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绝大部分信息收集要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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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案，是否可以放弃综合目标，也放弃多项指标，而只用地区竞争来针对某些单项社会经济问题呢？这是完全不可行的。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的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新的东西，GDP，作为市场活动的整体综合指标，才是新的、特别好的指标。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个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而且，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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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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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为例，金融领域改革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面的体制问题。首先，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以新面目重现。计划经济时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都受制于严重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后期起，经过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银行，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现。典型的例子是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这些融资平台以土地和财政收入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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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剧不平等。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全世界最廉价的贷款，牺牲了储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缺少投资机会、更依赖储蓄的低收入民众的利益。金融垄断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减少民众创业增收的机会。国有垄断金融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利用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阻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民间部门在政治立法体制中缺少代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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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国家垄断金融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剥夺公民，尤其是剥夺农民使用土地做抵押融资创业的机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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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司法不独立和缺少法治，中国的金融监管屡屡失效。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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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以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制止经济下滑。其中的核心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低和该国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度相关且成正比。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和大家都关心的收入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多的就业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为此，必须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保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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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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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民营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尤其要破除金融垄断，大规模开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包括银行监管应该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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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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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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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动地方选举，完善村级选举，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尽早准备县市级选举。选举包括行政首长和地方人大代表，自下而上推动选举制度的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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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确立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基本权力。当务之急的第一步是地方财税权力。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自下而上推动立法机构的独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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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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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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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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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进行了35个年头。35年对中国历史而言只是一小段时间，但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代。这场巨大的转型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从更深一层讲，这场转型意味着中国从一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的国家，过渡到一个以工商业、城市和市民为主的国家。想象一个几千年以来占全人类1/5以上人口的巨型农业社会在30多年内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GDP从占世界2%上升到10%以上，中国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产生，也在继续产生同样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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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习惯用“革命”理解20世纪中国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巨大变革，“改革”是我们理解这场巨大变化的关键词。我们日常所说的改革又有两层含义：狭义的改革和广义的改革。狭义的改革，是指对计划经济以及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这种理解已经无法让我们理解当下改革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许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成为改革的负担，而有限的、不彻底的改革有时会通过制造既得利益而成为真正改革的“敌人”。现在我们很多改革其实已经是以改革体制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从历史上看，从来就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改革永远是一个不中断的事业，我们现在的改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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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坚持改革，还必须提倡一种广义上的改革，一种通过主动的国家转型来应对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样的改革？因为中国目前经历的历史性转型规模之巨大，问题之复杂，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也许都是空前绝后的。例如我们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矛盾，如何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地转型，如何确保国内政治的平稳发展，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随着中国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这些复杂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出来，而我们没有任何历史上和外国的先例可以模仿。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体系性和综合性的，除了国家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全面应对。所以说，只要中国未来的前途面临问题和挑战，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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