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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消费。尽管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还在上升，但是近几年以来增速却一直在往下走。因此，从经济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数据看，中国经济确实在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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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这三个方面都是表层现象。从深层问题看，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利润增长率下降都是一个趋势。中国500强企业的利润率，没有美国、澳大利亚高，甚至还没有经济增速为负的荷兰的大企业的利润率高。另外，企业的负债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尽管中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大约为12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不算太高，但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债务与税前收入比太高，高达3.5。而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估计，如果超过2，企业还债就有很大挑战。未来中国经济若出现什么问题，可能不是先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政府负债上，而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企业负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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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靠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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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未来仍可靠大规模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对此学界有争议。2012年，中国GDP约为52万亿元，在建项目总额约70万亿元，其中新建项目与GDP的比例已高达60%。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2009~2012年这四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还怎么再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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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当投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会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大规模出现后，当要收回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来了。投资没有回报，或投资回报率偿还不了银行贷款时，问题就来了。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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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第一，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而且不是在一段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政府决策层不能再依靠高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了，如果这样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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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三个“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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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在短时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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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目前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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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目前各项储蓄超过106亿元，加上中国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会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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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给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多了一道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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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也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的高位。这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紧，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了超过20万亿元的备付金，这意味着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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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但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自然趋势，而人为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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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稿，发表时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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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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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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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增长的逻辑面临根本的改变，与此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全面转变。但路径依赖、原有资源配置对新结构的制约、转型过程的“破”和“立”关系的把握，都给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带来难度和风险。中国需要直面挑战，充分利用其拥有的资源和制度优势，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完成“华丽转身”，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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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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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增速下降只是需要面对的事实。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有所下降，但这只是需要面对的现实。较低经济增速是与资源状况相适应的，是可持续的，能实现资源充分使用的，特别是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当然，如果不承认，或者市场没有及时面对这个现实，则可能发生资产定价错误，产生政策失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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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转型。以往存在明确的产业方向，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以生产为中心，“跑马圈地”式粗放扩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民众需求从生存转向生活，从使用闲置资源转向优化配置资源，社会快速老龄化。我国经济需要逐步形成内需驱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我国的分工体系将得到拓展，对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制度需求强烈，特别是对社会服务、法制、金融等需求上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企业竞争的重点。通过激发活力的单一制度变革，在原有制度体系下的修修补补，已不足以应对经济转型。我国需要理念和制度体系的根本转换，需要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既需要引导这轮伟大的转型，更要实现职能的转变，弥补社会服务不足，转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建立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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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较为急迫的挑战，是资源错配和体制机制扭曲。当前我国经济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导致各类成本高企。为了把经济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过度使用需求刺激政策，延缓了经济转型，导致原有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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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原经济结构的金融体系，在利润压力和实体经济错误信号的引导下，源源不断地将经济资源，直接或者间接配置于加强原有结构扭曲的领域，抬升了市场利率水平，恶化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挤出了新兴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金融体系的运行，建立在脆弱的政府隐性担保和房地产泡沫的基础上，原有的增长体系和潜在的新增长体系都已在竞争社会资源。在这种环境下，延缓经济结构调整，不仅积累系统性风险，还扼杀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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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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