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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有两层含义。一是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不会再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事实上就是国际上流行的PPP（公私合营）。2014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批8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PPP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推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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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府将从示范项目入手，继续扩大地方试点，地区性的PPP中心也将陆续跟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亲力亲为的格局也将逐步改变。未来公共服务将更多地由社会主体提供，政府负责出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2013年9月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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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占比持续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上述三项支出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19.1%。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欧盟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在政府支出中的合计占比为47.8%，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合计占比为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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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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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之下，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和调控思路也在发生适应性的改变。过去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当前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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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因为中国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移，并非周期性产出缺口，盲目松银根容易引发滞胀。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大规模形成，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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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的正、逆回购操作。央行通过频繁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熨平周期性的产出缺口。实际上，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来，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过正、逆回购和SLF、SLO等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控流动性的手段已是愈发精细和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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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变化最终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过去总量宽松的政策之下，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现在，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原则下，央行已经通过信贷管控、同业和非标监管彻底堵死了上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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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标规模萎缩，金融机构沉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动上缴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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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新常态是：政策基调从过去的宽松货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工具从过去的总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公开市场操作，由此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引导资金流向，实现“定向宽松、结构优化”，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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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的新常态：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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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2012年12月7日，距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时隔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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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首先，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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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再次，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最后，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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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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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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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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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近两年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观点。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2014年1月在纽交所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讲演，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有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但我个人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降，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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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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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经济已连续十几个季度在下降。尽管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呈现了加快复苏的势头、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金砖五国”的经济都在下降。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自然趋势，这可从三个表层现象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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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贸出口。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外贸出口会因为全球经济向好而走好。2014年中国的外贸出口会不会好?从各种数据来看，外贸出口应该还会上行。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1.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来不断升高，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力成本；2.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当重，尤其是企业的所得税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3.人民币升值；4.企业融资成本相当高，例如，目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从银行根本拿不到年利率10%以下的贷款。这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制造的产品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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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政府最好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应该是减税。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所定的调子是“稳定税负”，减税目前还没有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选项。即使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有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在2014年乃至未来数年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增加，至少不能像前几年那样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几或两位数的增加了。如果外贸出口订单没有大增的话，在目前中国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会保持下降的趋势。这就导致第二个表层现象：中国未来的投资率也会自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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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内投资。中国的国内投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唯有房地产投资、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在上升，但是目前，国内投资——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尤其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折头向下，最起码未来中国的投资不可能像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那样超高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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