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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了很多书，包括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时轰动了德国全社会。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16~17世纪的时候在荷兰和英国产生。因为大家知道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经济很繁荣，但意大利没有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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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用这个来解释。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罪，有两条途径供选择。一条途径：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路，你去不了修道院，就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来替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人都不结婚，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经济怎么发展？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这也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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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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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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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追求享乐。下支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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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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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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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尤其是德国，战败了，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就不可能再起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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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有一种动力，一种竞争力。没有信念，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没有信念，没有信心，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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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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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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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论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有新的；论人口红利；他们也可以有新的；论发展方式的红利，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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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要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这样，社会就有动力了。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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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怎么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跟人的素质就有关系，假如人都是讲信用的、有信念的，这就能够建成，否则就建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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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真正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员工持股制。员工持股制实际上在探索一条路，能不能走向社会和谐。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富、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既然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没有？最重要的是实现产权激励制度，让那些发明者、管理者，一切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够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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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比尔·盖茨、乔布斯他们个人多么聪明，而是公司培养了一支研究团队。正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作用，公司才不断发展。他们用什么力量调动这个团队呢？靠的就是产权激励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实现社会和谐红利，这是我们最大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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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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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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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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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我想讲一下自己对政府改革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就是向着市场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没有强调政府自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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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有可能经济改革本身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经济改革推行下去了，由于我们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为什么说仅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单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还要进行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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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政府占据的资源还是过大。我们简单地算一笔账，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到GDP的22%左右，这个数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政府一些其他的收入，所谓全口径收入计算，那么政府的收入会占到GDP三分之一强，就是把社保，卖地的收入等等加上，三分之一强，还在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到GDP三分之一。仅仅这两项，占到整个经济三分之二。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还是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来的空间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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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政府的企业在市场中是一种非市场性因素，比如国有企业的运作很难说是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它们的目标还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一方面政府强加了很多政策目标、社会目标，使得它们的行为扭曲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不仅如此，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的金融市场被扭曲了。比如城投债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学者，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既然我们管不了它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这样做行不行？我感觉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毕竟这些融资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它们会不计成本地到市场上融资，我们发现结果城投债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上应该给的回报率，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挤出了企业债，支撑了我们国家在二渠道的利率市场化、在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推高了利率，实际是把中国经济运行推到一个高风险的区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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