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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GDP冲动。再加上现在的杠杆制度，通常来说一个城市的市长也好，书记也好，很少在一个城市能干满一届。平均而言3.7年，中位数3.2年，一半的人三年之后就走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搞经济建设不计成本，以前搞土地开发，现在土地开发潜力越来越少，国家说缺能源，我们昨天开会又说是搞煤质气，把煤换成气，成本极其高，这根本没有前途。由于地方政府觉得既然中央要求我们找替代能源，这又能拉升GDP。当然这跟我们税收制度有关，我们主要是流转税、增值税，只要一开工，一卖东西就收税，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税收体制，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也造成极大的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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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政府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事实上我们整个国家架构是在变成官僚阶层的国家。这一点，在中央层面，上一届政府已经出现，这届政府延续了。各个部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直接和我们改革方案相对立的地步。权力分散到各个官僚手里，最终不仅导致改革的停顿，也会导致国家体制出现巨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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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四个方面，政府改革要再一次推动。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过一轮政府改革。那一轮主要是消减政府规模、简政放权，这次政府改革是否还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简政放权，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未来10年经济改革能顺利推行，我们的政府改革应该有新的方向。如何改？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搞混合所有制，我也不是反对混合所有制，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混合所有制最后的结果是企业还是由政府来控制，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还是由我们国资委来任命，甚至由组织部来任命，这样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重要的还是谁来控制这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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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剥离政府的经济功能。这个说了很多次，政府该做政府的事，企业该做企业的事，为什么老剥离不了呢？可能我们要反思一下过去30年搞改革的历程。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让地方政府竞争，参与经济运行，到了今天这条路子走不通了，实际上是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包括城投债的问题。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这些领域，能不能有更加明确的方式。所谓划清政府的职能能动性落到实处，我们天天这么说，但是没有一个抓手，能不能从基础设施、从融资开始，不要到市场上融资，该政府发债就发债，最后以税收作为担保，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到市场上去发。是不是可以下一道死命令，地方政府不能再建新企业，地方政府不能再参股，包括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间接地参股企业，哪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把这个联系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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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增强地方人大的监督功能，强化各种专业委员会，没有这些专业委员会，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地方人大代表现在完全是个业余的，一两个礼拜开会，开会时变成专职的，其他时候全是业余的，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也没这个能力去监管政府。怎么去监管呢？要靠一些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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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个人大代表能不能变成兼职化，每个月给他两天的时间，由政府出工资也好，单位出工资也好，给他两天时间行使人大代表的责任，他就会关注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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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在最高层次上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我们现在解决党内竞争，要么是残酷的斗争，把你扔到监狱里去，要么是大家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在政府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未必受总理的节制，甚至未必受总书记的节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政府运转起来，执行总书记或者总理的意图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党内最高层的竞争机制，能不能搞内阁制？当选了，他来组阁。至少组阁的人都能听总书记或者总理的，使得政府不被官僚系统所蚕食。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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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描绘的宏图非常宏大，非常理想，真正要推行下去，阻力非常大。我感觉政府不改革，我们要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宏伟的改革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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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北大国发院2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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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交给市场的事政府就不要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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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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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关键就是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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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回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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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西方经济学就只讲市场，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说法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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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他指出，任何社会都是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都是既有指令经济又有市场经济，没有百分之百纯粹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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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也是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调市场作用是经济学的主流，但也有斯图亚特提出要重视政府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导致市场万能论破产并出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作用，又有些人倾向强调政府万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六七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又强调要尊重市场作用，甚至有人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最近的金融危机以后，西方舆论又转向于要更加重视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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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银行发表过一份报告，讲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有效性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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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来看，我在1998年和一些学者共同出过一本书，探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当时我们提出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英国和美国，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管得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第二种模式是莱茵模式，例如德国和法国，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管得稍微多一些，还有一些产业政策，也有一些国有企业；第三种模式是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管理更多一些。我国政府的强势比东亚模式国家更强一些，对市场和企业管理得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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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来，在任何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要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把握好了这个度，就能够实现1+1大于2的结果。如果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过度，那市场就会丧失效率，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市场的力量不是靠政府一个命令就能抑制的，如果政府宣布了某个目标但又没有做到，政府的公信力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个度的把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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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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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因为在任何国家中，市场都是追逐效率、追逐利润的，在有关国家安全、人民生活保障、禁毒等问题上，都不可能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且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宏观调控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必要的。但是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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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价值规律。商品价格不应该过度脱离它的价值，价格是在市场供求平衡过程中形成的，补贴和限价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它会扭曲市场的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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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猪肉涨价，这是影响民生的重要问题，政府当然需要关注，问题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关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猪肉涨价必然会刺激猪农养猪的积极性，而且猪肉涨价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关注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承受不了猪肉的涨价，而城市里中、高收入人群对于猪肉的涨价是可以承受的，因此应该重点补贴给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但是当时政府采取了补贴生产者的做法，这就容易过度刺激供应。而补贴生产者实际上是补贴了所有消费者，不但是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城市里中、高收入者也享受到了补贴，甚至外国人到中国来吃猪肉也享受了补贴。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由于过度刺激，猪肉因供过于求而降价，猪农利益受到损失。由此可见，尊重价值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为地抬高或者压低价格，最后效果都不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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