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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期间，总体的方向是市场在扩大，国有部门在缩小，非国有部门在扩大，这也被理解为是典型的市场化改革。但从2003年以来，这点出现了一些反复。特别是过去5年，在金融风暴的环境下，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总体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4万亿刺激政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扩张等，强化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角色，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的过程。这也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对中国在市场和政府关系上出现“倒退”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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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中央层面统一了思想，用了一个有意思的表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之前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是“基础性作用”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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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作是：市场是基础，政府起到调控作用。这次“决定”这两个字一改，传递出一个信号，代表着党中央统一了思想：市场是不能取代的，必须为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制度保障。这么多年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总算从领导层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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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仍需要经验主义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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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谈及改革时，“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如何理解这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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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本身是一个工程学的概念，但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顶层设计”这个词并不能很准确地描述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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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改革方案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如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流转等改革方案的形成，首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方案的研究小组要去全国各地跑，了解各地的“自然实验”，即没有经过设计而地方已经在做的改革，从不同的经验中去寻找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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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土地流转中，很多地区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做法：在浙江有所谓的公司制，即村民自己成立公司，把集体土地成为公司的资本，再与开发商进行交易，而不经过政府征地的环节，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同时还有重庆采用的地票制，以及有些地方通过地方政府成立产权交易市场，然后再进行土地的“招拍挂”，这些都不是通过顶层设计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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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的做法中肯定有共通点。方案的制定者肯定会受到不同地方“自然实验”的影响，从中总结寻找最大公约数。此外，方案的制定者还会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绝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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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年来，大家开始习惯使用“顶层设计”这个词来形容改革，它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年的改革流行的做法，即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的、局部的改革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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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逐步接受“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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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整体改革的阶段，强调需要整体设计和通盘考虑，很多方面的改革已经纠缠在一起，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财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单一的推进不可能成功，需要同步推进。实际上，能分开进行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基本搞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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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在很多需要改革的问题已经摸索得很清楚了，问题就摆在桌面上，不再需要摸索就可以直接制定方案执行，因此形成了对“顶层设计”概念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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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改革中，改革常常可以称之为局部改革，可以零敲碎打地进行。当时鼓励地方自主进行局部的改革，不需要整体方案，进行试错的改革，有弹性、可以伸缩的改革。倘若试验成功，国家体改委就会总结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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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顶层设计”这个词，就会容易让人“遗忘”改革中依然存在和不可回避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以及对地方政府智慧的尊重，同时，可能会忽略改革方案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的纠错机制，必须与差异化地方条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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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矫枉不能过正。以“营改增”为例，方案本身是设计好的，但在自上而下推广的过程中，也需要利用纠错机制不断调整。事实上，“营改增”的改革也并不是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是采用试点的方式，试点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一个纠错机制，如果中央拿得太多，则影响到地方的积极性，在试点中可以逐步调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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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之前领导人在各地调研，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同样需要经验主义的自然试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就是想平衡一下，不能把改革简单地视作北京决定的、自上而下推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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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历届三中全会看，更多是聚焦在深化经济改革方面，而这次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名称上看，突出了“全面”两字，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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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表述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从三中全会对社会和老百姓的影响而言，更直接的影响是来自社会改革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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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出挑的角度排序，个人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是社会改革、政府改革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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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设计复杂的方案，然后接下去会分门别类进行，而时间会比较长。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比方说现在铁道部已经进行了拆分，未来可能国家电力、国家电网等也将进行拆分，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老百姓并没有直接影响，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剧烈的震动效应。而社会改革不同，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单独二胎”放开、养老、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改革，都是立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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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的方面，同样有亮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在司法改革方面提出要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检察权、“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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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能够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对于推进缓慢的政府改革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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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方面，从目前看，主要是寄托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未来2~3年时间的先行先试，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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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联邦主义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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