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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总要给政府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就是他们可以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并保证这些有效规则得到普遍遵守。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尊崇一些更高的准则。现在很多人在有关法治的认识方面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但我认为这只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须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然法。天理是什么？就是基于人类合作的需要而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经地义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说话要算数，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会导致人们之间不是更好地合作，而是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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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符合自然法，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法律不符合自然法。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怎么使符合自然法的法律真正变成法律，不符合的法律被废除。计划经济不符合自然法，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剥夺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扼杀了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废了。人民公社不符合自然法，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就抛弃了这个法律。今天仍然有很多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包括政府部门拥有的各种审批权，政府机关随意对私有财产的侵害，随意对企业家的拘捕和对财产的任意剥夺。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也是依“法”行事，但不合自然法。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罚款和拒绝上户口，也一样。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很重要，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不符合现实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公安部曾制定的闯黄灯视同闯红灯，就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法规。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就是法治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法治”国家可能和秦始皇的法制——也就是古代法家讲的法制，没有什么不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国家法治”，不能算作“法治国家”。而古代儒家是把自然法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所有的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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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这个法律符合不符合自然法。当然自然法有好多条，每个人的理解也未必相同。300多年前，霍布斯归结出19条自然法规则，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19条大部分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一句非常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没有借口忘记，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政府官员在做事的时候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想一想应不应制定这个法律，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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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注意到200多年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第一条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条是人类具有自由交易的权利；第三条是每个人都有信守承诺的义务，也就是说话要算数。近代以来，如同哈耶克所说的，人类所有伟大的法律改进，其实都是这三条自然法的延伸和扩展。中国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如果我们都用这三条标准检查一下我们的法律是不是符合自然法，我想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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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最符合道德原则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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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讲一下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可能是与道德相矛盾的，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是人类建立的最符合道德原则的制度，因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每个人的行为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这正是正义的基本含义。自由企业制度和公平竞争意味着每个人要赚钱、要富有，首先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这也就是我总结的市场的逻辑：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离不开法治。尤其是，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的话，我们不能叫法治国家，这个国家一定是道德败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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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道德危机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老百姓都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如果一个普通人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的话，很难想象他会遵守做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导致严重的官员腐败。我们知道官员腐败会形成对社会道德最严重的伤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费报销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对中国人的道德有多大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公私不分，很多人可能是自己请客吃饭，但是拿到公家报销，时间长了以后，很多道德原则就没有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会出现语言腐败，这对人类的道德又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我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200多年前美国思想家汤姆斯·潘恩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我们人类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语言系统相关，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信口开河的时候，我们在说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说的东西和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灵魂已经分离了，让这样的国家的人民具有道德，我觉得非常困难。所以怎么清除语言腐败，使我们每个人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能够说真话，对未来的法治建设、未来的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包括未来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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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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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不能忽略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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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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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勾勒出一张怎样的改革路线图？诸多新机构、新提法、新举措，释放出哪些改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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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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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披露的内容看，如果用一个或几个词来形容概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你会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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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用“有惊有喜”四个字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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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惊”，指的是，中央在改革方面显示的决心让我惊讶。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海内外有些微词，认为中国十几年改革缓慢，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利益集团的形成且力量比较强大，中央政府会不会在改革上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而现在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显示了中央对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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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经济学界一直在呼吁，能不能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协调和推进改革，但是没想到这次全会不仅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而且它没有放在国务院，而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这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上形成了一定的分工：国务院作为改革的执行者，而改革方案的协调、总结等会放在党中央的层面上，从力度上讲，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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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进改革的角度来讲，顶层设计方案在往下推进的过程中，难度会非常大。在地方政府层面，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及利益集团，通过国务院来协调，力度会受限，而现在通过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党的系统来进行协调，意味着改革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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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顶层”的改革机构就曾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而体改委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体改办，这一机构在存在了23年后并入国家发改委。不同的是，体改委是一个政府机构，在级别上与部委相当，无力协调，靠的是主任个人的级别和权威。有意思的是，在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中，它逐步由大变小，最后合并至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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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改革中的角色，不仅是一个组织者、决策者，可能更多还是监督者的角色，这对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保持中央与地方在改革上的一致性来说，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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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是5年、10年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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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你所谓的“喜”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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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改革的重点，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而核心的问题。这个表述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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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是此次公报中的“喜”呢?原因在于，这与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5年内经济学界不断讨论的“国进民退”有关。这次在党的层面上统一了思想，尽管大家有不同的议论，但还是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即改革要继续扩大市场的作用和范围，而政府要不断地往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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