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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财政部或者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方面的改革。这其中，又有两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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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财政部主导的方案：把地方政府很多的支出责任收归中央政府来“埋单”。减少地方财政在支出上的压力，这样地方政府就不会像现在过多地依靠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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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路则是，既然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比较大，80%以上的支出都压在地方政府身上，那就把它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由现在的五成提高至七八成相称的比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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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不是上收支出权，而是下放收入权，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自主地设立税种，包括资源税、消费税、房产税等，地方有了稳定的税收，就不会过度举债，这种思路的代表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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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在税制上进行了国税和地税的划分，但税种是由中央来划分的。如果按照第二种思路来改革，就要重新修补分税制，中央与地方不仅在税种上要分开，还将在分税权上分开，地方有权可以直接设立直接税等税种，因此在改革难度上也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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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方案，对中国而言，哪种更合适，你有倾向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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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果能够使地方在某些方面有设立税种的权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也会向前跨进一步，即财政联邦主义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大国，财政联邦主义一定是方向，但不可能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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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税制是走了一半的路，中央与地方通过国税与地税分开，彼此不需要每年谈判扯皮，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关系上相对稳定。但是税种是中央决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言权，因此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财政联邦制，但是如果慢慢可以给地方一些征税的权力，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分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果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如地方政府开征房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这是由老百姓直接缴纳的，因此地方政府也会更加关注百姓的疾苦，只有改善教育、治安、环境等，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当地买房居住。而如果是企业税，作为间接税，地方政府就会自然更加关注企业，关注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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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来5年中国无法达到这一步，但财政联邦主义是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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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种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中国是一个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增值税、营业税。如果未来我们搞消费税、房产税，是一个财税系统的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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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主张在财税体系上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但随着民主的推进，依旧依靠间接税可能是蛮难的。老百姓也希望自己是一个直接的纳税人，而现在老百姓更多的是通过企业来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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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同权”可对地价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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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无疑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焦点之一，此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提法与上届三中全会相比，减少了“逐步”二字，同时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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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应了这么些年来学者对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批评。因为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不太可能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果和土地增值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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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强调要公平合理地流动，强调同地同权，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享受同样的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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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地同权”在学术界也有一些顾虑，就是在城市扩大的过程中，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很快，而距离城市很远的地区，土地升值的空间非常小，这也会带来事实上同村土地在价值上的差异。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周边的农民获益更多。同时，在农民进城后，闲置下来的土地怎么办?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土地并不属于农民而是集体所有，只是有权在上面盖房子，一旦进入流转，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上述问题都需要在未来慢慢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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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就是逐步使城乡土地“同地同权”。但这个更多的是涉及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个人认为，并不会过快地涉及宅基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问题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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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起码农村经营性土地进入流转市场，可以通过新的思路来解决：不再过多地通过政府征用使土地入市，现在考虑是不是可以使农民自己处理土地，收益归农民，这是基本的方向，但具体操作方案仍须国土资源部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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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会不会加速地价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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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同权”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可以流转，从而扩大建设用地量，因此，从中长期来说，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反而可以对地价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起码可以使地价不会上涨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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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价，我认为，需求持续旺盛是中国一线大城市的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需求强劲源于经济增长。内地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问题主要表现为需求增长慢于供给，这是因为那里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而加快城市化有助于那里的市场出清。与一线城市完全不同，内地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是要与那里的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看才能理解。在经济落后地区，以工业园区为抓手的工业化需要房地产开发的配合来实现地方政府的财务平衡(所谓土地财政)。而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缓慢。这是导致那里的存量房过多，需求增长慢于供给的主要原因。中国处于城市化过程中，这一过程至少还需要20年，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人口会涌入城市，二线、三线城市未来会吸纳更多的人口，从而带动对住房的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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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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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落地后，接下来的执行同样重要，你如何看待本届政府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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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很重要，但对改革的执行更重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改革执行力可能强化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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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皆大欢喜的改革，即不是通过牺牲一部分利益而改善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改革进入了“卡尔多改善”（Kaldor improvement）的阶段，即一部分人利益的改进必须要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改进的利益超过被伤害的利益，那改革就应该进行。事实上，在朱镕基任期内，国有企业改革时已经进入了“卡尔多改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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