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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既得利益的调整。因此，在“卡尔多改善”阶段，就需要在改革过程中注意一定的技巧，不过，中国在这方面并不缺乏：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中，即使是皆大欢喜的改革，里面也积攒了改革的智慧，特别是在民间，一个行业或是一个企业，都会出现很多“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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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速，李克强总理2014年提出了“上限”、“下限”的概念，而你也撰文称“未来10年GDP潜在增长率约为7%～8%”，形成反差的是，国外机构不断有唱空的声音出现，如何保证实现这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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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的改革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开局，可以很好地改善中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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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投资机会的缺乏。看上去这似乎是个悖论，从收入上看，中国目前仍然只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而非高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换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理论上应该还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才对，人均钢的消费量也仅有韩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钢铁又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很显然这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是短期的总需求波动造成的问题。一般来说，总需求的波动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手段来解决，但李克强总理的思路是希望用长期的手段来逐步解决短期的问题。简单地说，他希望用改革和结构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结构升级了，自然就解决投资机会不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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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升级观的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可能在未来保持7%～8%的增长率是可能实现的、正常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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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哪些产业或领域需要优先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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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能由政府来设计。投资者和企业家才最清楚，哪些产品在市场上卖不掉，然后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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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选择的出路无非两种：一是产能转移，将国内市场需求很小的产品转移至非洲、印度等经济体;二是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做高附加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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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上海的经济发展，你有怎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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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比GDP反映出来的要高很多，从经济实际、人均GDP的角度看，上海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经进入少数发达国家的行列中，经济实力可谓非常雄厚。现在的问题就是，上海如何来更好地服务全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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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上海要加快转型有关。上海要服务全国经济，就不能再以制造业为主，而是更多地以金融贸易、软体的经济为主，逐步变成金融中心，让要素在这里集聚、配置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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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十几年来，上海在转型上步履艰难，受到了各种牵制，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上海面临的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就是，如何协调自贸区和自贸区以外的经济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自贸区本身要做的东西，二是如何利用自贸区帮助上海经济转型，三是利用自贸区辐射全国经济，即自贸区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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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上海需要研究的文章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贸区的机制，帮助上海加快经济的转型。自贸区的敞口是向外的，理论上说与上海并没有关系，因此，这一机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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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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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第四章 在市场的平台上推进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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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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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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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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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到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高度，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要在现有基础上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才能调动国企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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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一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要点是使国有资本配置优化，结合结构调整进行，产生更高的配置效率；二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律要按股份制企业模式运行，使企业效率提高，使国有资本保值升值。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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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为社会尽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有公平竞争也有合作，形成双赢共赢，“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不应是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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