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17031
1703217032
由于国家和国有部门权力的强化会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把这种观点作为行动的方针，就会形成一种“扩大国家权力——增强寻租活动基础——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进一步增强寻租活动基础”的恶性循环。
1703217033
1703217034
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它的主要特质，是包括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在内的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也包含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由于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的倾向，这就使中国现行的“半市场、半统制”混合体制的消极方面更加强化。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强化，统制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加，使寻租活动基础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1703217035
1703217036
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研究，中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巨额的租金总量说明腐败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1703217037
1703217038
反腐败的实践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够消除腐败的土壤。从历史上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腐败猖獗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形成了某种寻租的环境。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使权力不能任意插手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说到底，只有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铲除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1703217039
1703217040
（本文原载于《财经》）
1703217041
1703217042
1703217043
1703217044
1703217046
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1703217047
1703217048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1703217049
1703217050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1703217051
170321705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腐败金额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数量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1703217053
1703217054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1703217055
1703217056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1703217057
1703217058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样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1703217059
1703217060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1703217061
1703217062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1703217063
1703217064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1703217065
1703217066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赢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1703217067
1703217068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1703217069
1703217070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1703217071
1703217072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1703217073
1703217074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1703217075
1703217076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中国台湾地区的“黑金政治”的教训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1703217077
1703217078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假民主。
1703217079
1703217080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
上一页 ]
[ :1.7032170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