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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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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过去30多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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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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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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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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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要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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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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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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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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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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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五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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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这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儿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哪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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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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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于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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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的具体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够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特点,王岐山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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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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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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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十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全球十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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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评论认为,执政者现在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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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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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拨乱反正,尤其是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涨工资提粮价等,迅速扩大了改革支持者的队伍。改善民生的措施,则赢得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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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改革面对的阻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的隐患也更多。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次改革中,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虽然基于理念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变革要求,但与20世纪80年代那样一种变革冲动相比,已经明显不一样。普通民众虽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上一次改革后半段的遭遇已经使许多人对改革有了恐惧感。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轮改革后期改革的走样变形,已经部分地使改革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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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在改革的途中。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是不能否认的,过去几年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的反抗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说他们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得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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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改革最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进入畸形状态。政治体制改革被完全搁置在一边,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义上出现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透明,缺乏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能力,致使市场化与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官僚阶层对政权的支持,对贪腐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除了偶尔抓出几个腐败分子以缓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外,对贪腐现象的蔓延已经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乱象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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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如果不出所料的话,2014年下半年或2015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铲除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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