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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特别要看到，在过去30多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底。前一段时间我粗粗估算了一下，目前中国财富总量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亿元甚至上千万亿。其中，国土资源性财富在数百万亿的规模，经营性财富在百万亿以上，金融性财富仅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量就近百万亿元，不动产至少在二百万亿元以上。单单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根据有关研究，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263.16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06.09万亿元，实物资产157.07万亿元；总负债为16.14万亿元；净资产为247.02万亿元。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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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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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对弊政的系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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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启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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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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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强征强拆，并不仅仅指的是征地拆迁本身，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财富掠夺过程。应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从20世纪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时间，就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它们高，发展的时间比它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1.25美元以下属于赤贫的人口。而我国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如果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500元人民币，中国大陆的贫困人口就是8000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每天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儿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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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瓜分是指利用权力的因素，将本来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不是一般的贪腐行为所能概括的。财富瓜分的范围涉及国有经营性资产（国企）、矿山、土地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财富瓜分的过程，权贵集团迅速暴富。如果说瓜分指的是对名义上公有的财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夺则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钟伟教授早在2004年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1.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元的利润。2.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元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1.5万亿元。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当时大约每年有3000亿元之多。实际上，这种瓜分和掠夺，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财富的意义，山水、风景，甚至人们的休闲之地、放松的场所，都在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而最近这些年虚拟经济的发展，则更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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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财富掠夺，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儿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1000~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与这个所谓矛盾多发期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矛盾的具体事由是什么？无非是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下岗、环境污染等。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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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改革前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个弯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和对一个情况的基本判断出现失误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这20年的时间，则是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于是搞了20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非但如此，有关部门甚至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氛围。于是，维稳成了头等大事，成了一票否决的硬任务。结果是，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无法去做，不敢去做，放过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改革也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与此同时，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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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注意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可以说，只有彻底清理维稳弊政，改革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义、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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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见，系统地清理权贵弊政，对于凝聚改革动力、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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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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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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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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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并不是上一轮改革的简单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从2012年夏天开始，我就在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30年的开端。前30多年的改革，使得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正义在整个改革的设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是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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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义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症结，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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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原因在哪里？最关键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年，由于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由于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越来越多，由于垄断的因素越来越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大不如从前。未来中国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特别是要重新焕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首先需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现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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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社会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应当看到，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的最低标准？最简单地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是个问题。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基本的症结也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些年维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义上。现在民众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而实际的情况是不但维护不了，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公平正义。这样的体制脆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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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在今天，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例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某些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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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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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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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的新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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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改革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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