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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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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强调社会改革要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多,您认为社会力量的加强,会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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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盛行的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生存下来,而其他主义都被历史淘汰了呢?因为很多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比如无政府主义,它一度很流行,但由于它只处于理论和理想层面,跟实际完全脱离,自然就被淘汰。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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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主义的承担主体是谁,它代表谁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共产党做得都很成功。首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之所以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党选择无政府主义,它就肯定失败了。社会主义是非常适合中国的主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把它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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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延续性,一个国家的传统对它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自古就强调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以资为本。资本本来是个工具,但现在资本不服务于人,而人服务于资本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讲平等、公正,这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本身是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只是它不叫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罢了。因为任何社会要想持续发展,在亲民和亲商之间都要有一个平衡。不亲商就得不到发展,但亲商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亲民。如果一味亲商,社会就会失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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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准确定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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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不是就要处理好亲商与亲民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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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政府一定要在亲民和亲商之间保持平衡。作为利益调停人,如果政府过于亲商,社会就很不稳定,即使表面发展,实际上也会危机四伏。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如果政府不去保护社会,社会就会自我保护,那就是革命。现在强调社会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引进来破坏了社会,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现在社会道德沦丧,就是资本太盛的缘故。资本就是要破坏一切社会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马克思就说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货币化,所以才需要政府去抑制资本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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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政府一定要准确定位。改革前30年是亲商,未来的社会改革就是要亲民。亲民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平衡资本,因为如果按照资本逻辑走下去,对资本本身也不利,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典型。资本本身不考虑社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政府如果选择亲商是短视的,而是应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欧洲之所以能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就是权力和民结合的结果。现在中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做政策调整,但成果不明显,主要就是阻碍太大。克服阻力,政府一定要坚决!国民党就是因为和资本结合太紧密,丢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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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民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要采取办法领导民的力量,不能压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志去进行社会改革,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是头等大事。社会改革已经是不能不做的事情。中国体制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中央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成,这就是举国体制。关键就是决心问题。社会危机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在这方面,媒体也起到很大作用,不能一味和资本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要培养国家知识分子,就是能为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这是共产党的长远利益所在。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利益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非常重要,如果利益知识分子占多数,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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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际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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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法制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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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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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标的法治受到空前重视,俨然形成了基本共识。过去一年间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为树立法制权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营造了适宜的政治氛围,也大幅度提升了民众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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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怎样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真正落实公平正义原则,成为一项牵动全局的、迫切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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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推行法治不得不面对路径依赖的事实和过渡期的特殊形势,切忌仅凭理念、教条、舶来品、既有框架闭门造车,更不能陷入“口号治国”式的语言游戏之中。为此,首先需要对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群以及有效治理的需求进行梳理,明确界定今后制度创新的目标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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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三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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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现代法治国家的顶层设计必须综合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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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权学说和政治决断力。也就是说,为了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增强行政效率,应该确立全国整合化的秩序,避免某种被放任的自由最终导致执政者举棋不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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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过去十余年间,种种原因已经造成或者进一步强化了“制度之中有土制度、规则之中有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拼图格局,甚至呈现某种尾大不掉之势,因而当今拨乱反正的要务是尽量消除缠讼不已、推诿责任、大事无从决断、没有人能一锤定音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施密特所强调的主权者决断并非无稽之谈,其实也并非单纯的“例外状态”一个概念可以打发。决断的思维方式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目的和手段的逻辑关系为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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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的语境里,主权的话语又分为两组,一曰坚持党的领导,二曰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但是,这两者勾连的各种制度环节,特别是程序要件还有待进一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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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规范体系和法律共同体。通过主权概念加强决断和单一秩序的政治主张,始终会遭遇权力过度集中的指责以及加剧结构性腐败的危险。为此,应该对极其强大的支配者意志加以约束,通过行为规范、程序以及根据个人权利的各种追诉活动,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依法治国的基本逻辑,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日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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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命题,属于现代法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政府和社会都共同守法,才能建构一个法律共同体,才能树立一个丝丝入扣、层层相洽的法律体系。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应该具有如下本质特征:一视同仁、不全则无;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个人或团体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并以此撕裂规范之网、纵容吞舟之鱼。因此,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在依法执政思路的延长线上还有必要再追加“法治立党”、“依法管党”的原则,这亦属于“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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