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17732
这就表明执政党采取法治方式的实质是要贯彻普遍的、全面的守法精神和规范思维，而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权。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进行判断和制裁，法律就有可能逐渐流于形式，甚至被误解、被玩弄、被践踏。在这里，法院的权威与法制的权威互为表里。
1703217733
1703217734
第三，操作技术和制度合理化。在当局者的决断与普遍遵循的规范之间要达成符合实际情况的平衡，还需要各种具体的机制和举措来适当运作，需要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坚持统治理性，防止裁量权被滥用。
1703217735
1703217736
一般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倾向于用道德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正是道德话语可以使法律条文具有弹性和转机，从而为裁量和通融打开方便之门。在现阶段的政治实践中，一旦依法治国受阻，人们总是拿“以德治国”来搪塞，这样的传统思维定式随处可见、经久不衰。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遵守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德治的要求远比法治难得多。如果一个人连法律规则都不能遵守，怎能指望他践行道德的更高标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守法并非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实现善治的必需条件、首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秩序不立，道德理念就根本无从谈起。
1703217737
1703217738
在这样的语境里，为了确保法律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反倒更应该强调法律的工具理性和反思理性，并竭力推动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为个人依法维权的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包括律师们寻找法律漏洞的技术竞赛。也就是说，把道德问题尽量转换成程序和专业技术问题来处理。
1703217739
1703217740
法治中国“四维”的合理化
1703217741
1703217742
值得指出的是，在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合理化方面，有四个法学领域或者部门法值得给予高度重视，不妨称之为“法治中国的四维”，即：刑事法、税法、侵权责任法以及行政诉讼法。
1703217743
1703217744
刑事法涉及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是法律强制力最典型的表现。因此，刑事审判的公正和精确直接影响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刑事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是罪刑法定，并通过程序公正、充分保障辩护权以及无罪推定等原则来预防冤假错案，而不是通过事后的申冤和平反来主张司法体制的正当性。
1703217745
1703217746
税法关乎公民财产权保障以及政府权力边界，是统治理性和公共服务质量的象征。征税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同意，因而必须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任由行政机关拍板决定。税种、税率以及财权与事权的配置都需要以合理的规划和计算为基础，不能主观武断。税政的核心价值是无产政府和有限政府，并且把税金理解为政府向人民或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对价。
1703217747
1703217748
侵权责任法涉及公民相互之间行为的横向调整，以借助个人的诉讼活动来限制社会性权力为宗旨。行政诉讼法涉及公民与政府之间行为的纵向调整，以通过个人诉讼活动限制国家性权力为宗旨。两项结合，构成法治国家的重要诉讼指标。
1703217749
1703217750
如果这四根法律支柱不是稳固的、强有力的，那么法治中国的构想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因而在立法和修法基础之上，还须推动财税制度改革、行政制度改革以及司法制度改革，使得有关规范能够真正运作起来。
1703217751
1703217752
财税改革是宪法实施的必由之路。尤其是预算法案的革新以及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审议的实质性开展，可以当作宪法秩序重构的主要抓手。鉴于目前中国的客观形势，财税改革的中心课题理当设定为：瓦解权力与资本的分利联盟，防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畸形固化，保卫社会自治机制与再建民间社会——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具体而言，就是要采取生活者的立场和视角，通过公正而有效率的财政再分配，尽快推进保障与保险、医疗服务、住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粮食和资源能源的自给、环境保护、社区安全、沟通条件改善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
1703217753
1703217754
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脉络里，行政制度改革也有必要采取财政手法，并通过行政管理的负面清单或者权力清单的明确化、简短化的方式来减少政府干预。司法制度改革则应该主要采取人事手法来切入，通过法官任免程序的调整以及司法的专业化、透明化来实现审判的独立与公正。
1703217755
1703217756
司法体制改革的杠杆与支点
1703217757
1703217758
在司法改革方面，还不得不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中国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不是闭合系统，没有形成自我完成的结构、功能以及含义。
1703217759
1703217760
从法律文本上看，最高人民法院被认为是终审机关，是就案件进行法律判断的终极权威，但却又受制于作为法律监督机构的检察院，对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导致规范冲突的行政规则没有合法性审查的权限，而只能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处理，几乎从来不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从而导致审判活动以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局以及信访系统为枢纽，在法院之外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圈，贯通法律的顶端与社会的基层。
1703217761
1703217762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制度设计虽然有利于检察独立原则的贯彻，也有利于对行政权的监督，但是，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不能在公诉和法律监督等方面一锤定音。就刑事侦查而言，公安部门享有更大的权力，检察机关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节制。就法律监督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纪委监察部、信访系统等等同样享有很大的权限。也就是说，检察活动也以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以及信访系统为节点和通道，在检察院之外形成了一个循环圈，使得权限和责任的界限变得非常暧昧。
1703217763
1703217764
只要上述体外循环圈没有打破，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的信访和叠床架屋的互相监督会把现代国家治理的各种合理形式溶解于无形，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就难以真正推动。所以，近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身处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和检察官似乎颇有那么一点“叶公好龙”。当中央似乎要正式给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以说法时，有关方面却突然表现得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1703217765
1703217766
据悉，检察院害怕独立之后公诉的证据基础会削弱，刑事侦查的质量要求得不到公安部门的支持，在法律监督方面也会出现有心无力的场面。而法院则害怕独立之后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司法经费得不到充分保障，判决执行率也会下滑。在基层，法官因工作太难、责任太大、待遇太低、风险太高而开始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态度，有些地方的辞职者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这些动向绝不可成为妨碍司法改革的理由，但却是推敲具体实施方案之际不容忽视的参考因素。
1703217767
1703217768
这些奇妙现象告诉我们：司法改革不可能继续靠局部的修修补补来推进，而必须跳出既有的体制窠臼，按照法治的逻辑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需求进行顶层设计。要考虑的制度改革事项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业是纲举目张的，这就是根据依法执政的指导思想重新定位中央政法委员会。
1703217769
1703217770
如果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理解为一个统一的、闭合的法治系统，那么中央政法委的职责可以设定为切实管好它的入口和出口。入口在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执政党可以通过政法委进行不同政策之间关系的协调，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影响法律规范的合理性、连贯性。出口在司法文书执行程序，执政党可以通过政法委进行不同权力之间关系的协调，动员各种体制资源确保法律决定的落实。如果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行，那么执政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矛盾。
1703217771
1703217772
另外，要打破前述的那两个体外循环圈，在对有关组织法进行修改，特别是重新界定信访系统的职能之余，还应该追加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宪法性规定，即承认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在具体问题上的宪法解释权。
1703217773
1703217774
试想，作为对法律解释和判断的终局性机关，如果无权在具体案件审理或具体权利认定之际根据需要参与《宪法》文本解释，岂非咄咄怪事？反过来看，承认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则是成本最小、对法治方式和规范思维的普及影响最大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没有这样的举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命题就很容易流于空谈，人权的司法保障也无从着手。
1703217775
1703217776
（本文原载于《财经》）
1703217777
1703217778
1703217779
1703217780
[
上一页 ]
[ :1.7032177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