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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伴随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同时，近期内如果能快马加鞭，尽可能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对扩大短期内的投资与消费，释放“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工作中的矛盾与压力，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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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落实关于城镇化规划的进程中，国务院可以一定的行政指令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在2015年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要求公布承诺农民工市民化诸要求的进程时间。由此，去主动暴露一些地方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暴露一些地方的财力不足问题，倒逼加快简政放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服务领域的投资，倒逼加快财税与转移支付的改革。财税制度是国家经济运行中最基础性的制度，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某一天对其有个彻底梳理之后即刻全面调整，因为经济的日常运行不能中断。而财税制度中的土地财政问题恰恰又是当前被扭曲的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影响既广且复杂，如果抓住其在短期内欲彻底改革，难度高、震荡大，将引起投资增速直速下降。恰恰此时如果抓住户籍制度这一看似局部性的改革，短期内能释放强制性储蓄，提升消费，中期内能提升投资。而暴露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公共产品建设中国家财力如何挖潜与分布的问题，以及市场与政府职权边界中简政放权的改革问题，这一切正是目前改革规划在急需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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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出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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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化始于美国危机后全球救助策略大背景下中国过多的货币存量和过多的产能，已成为宏观政策选择中不可或缺的思考。这一思维如果在美国危机后的2008年底提出还不易为国人理解的话，闭幕不久的北京APEC会议传递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明确信号，亚投行、互联互通、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决策，其信号已非常清晰。追求进一步的亚太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消化国内产能和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而且可以促进亚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中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内外共赢的正确抉择。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中国大国外交和国际地缘政治上的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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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走出去”问题上，政府已有诸多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作为补充，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应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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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负担与压力之时，可以动用国家资金（央行和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应动员民间资金。在此方面，除需配合资本账户有关规定之外，应彻底放开企业、加快放开自然人的本币与外币自由跨境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的各种行政限制。这有利于培育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提高国民福利，同时有利于减轻国内的货币供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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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20国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外，应“两条腿走路”，尽可能绕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因素对我国战略实施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鼓励民间及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机构合资成立各类中外合资银行、基金等银行、非银行机构，去实施“一带一路”和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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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走出去”，更应鼓励人民币走出去，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结合的另一层面的长期思考。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所持人民币到境外贷款与投资，除同样能起到消化国内过多产能外，还有助于逐步追求和形成扩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逐步提高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财富再分配能力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在短期内，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在途资金规模，在全球形成多个离岸市场中的人民币滞留，本身均有助于部分冲减国内货币供应的压力。因此，在今后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过程中，主管部门应更多选择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载体的通道，加快通道建设（包括上海自贸区和沪港通等），逐步放大通道“额度”，减轻外币大进大出的不可控压力，增加中国央行在利用人民币实施资本账户开放中的调控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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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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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经济形势分析及2015政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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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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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1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呈持续下行态势。2014年，受房地产转折性变化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底线思维，对短期经济波动表现出足够定力，对以改革促转型展现出较大决心，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举措，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全年经济增长处在预期目标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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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和节奏，新阶段均衡增长点有望逐步确立，2015年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左右比较适宜。宏观政策应顺势而为，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注重改革释放活力，为我国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和“十三五”顺利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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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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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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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短期出现整体下滑。2014年以来，经济运行呈下行态势。进入三季度特别是8月份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整体下滑。从需求侧看，除了消费基本稳定、受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速略有提高外，投资、出口增速降幅较大。从供给侧看，工业增加值增速月降幅达2.1个百分点，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工程机械、发电量、化肥、原煤等工业产品产量负增长，汽车、集成电路、钢铁、水泥等增幅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受风险控制和市场预期影响，银行惜贷与部分企业贷款需求收缩并存，新增贷款规模和贷款余额增速均出现回落。实体经济与货币信贷都呈下降态势，供给侧降幅超过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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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转折性变化是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根据国际经验，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往往达到峰值。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已达到1套，住房市场格局已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和局部供给过剩。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在2013年我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达到峰值后，从2014年开始逐步下降。2014年以来房地产主要指标全面回落，其中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等指标同比出现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相对于2013年同期和年初降幅均达到6.1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直接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速约1.4个和0.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其间接效应，对整体经济的冲击将更加明显，成为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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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与价格下降放大了供给波动。供给侧调整幅度偏大、供需变动不匹配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房地产投资快速回落，并向中、上游传导，带动制造业、采掘业等部门的供给增长明显放缓。二是产成品库存被动增加，市场预期恶化，进一步降低产能利用率。2014年8月底工业产成品库存达到3.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6%，比2013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三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制PPI长期负增长，使其对短期需求波动的敏感度下降。PPI作为工业部门最关键的价格信号，其作用减弱后，企业原本优先调整价格的策略改为被动调整产能，进一步放大供给侧的波动。另外，银行相对收紧了信贷，企业降杠杆力度有所加大，资产负债收缩会导致供给侧加快调整。如果需求不出现进一步恶化，短期供给侧的超调在随后几个月可能会有所缓和，但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仍需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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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中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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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不同，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整体效益并没有加速恶化，而且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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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下行对就业冲击不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2014年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73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维持求大于供的格局。2014年8月份，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较年初有所下降，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2015年预计增加招工的企业占30.3%，持平的占57.3%，减少的占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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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以往效益指标总体呈高弹性特征，即增长速度越高，效益越好；增速回落，效益指标往往降幅更大。2014年以来，在工业生产明显放缓的同时，效益指标基本稳定。2014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比1~7月回落1.7个百分点，但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维持在5.5%左右；2014年初以来亏损额累计同比增速呈下降趋势；财政收入和税收累计增速分别为8.3%和8%。效益指标由强弹性变为弱弹性，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赢利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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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风险累积但总体仍可控。我国债务余额占GDP比例达到215%左右。在增长放缓背景下，综合偿债压力会明显加大。当前，因房地产调整带来的部分中小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采掘、钢铁等重化工业深度调整，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等，导致一些金融产品出现违约，小贷公司破产，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进一步暴露。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而且拨备覆盖率总体有所下降。但自2013年以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金融、财政风险的监管和处置力度。对影子银行、非标资产的监管和地方债务管理加强，银行风险有所释放，不良资产的核销处置加快。风险虽在累积但尚在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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