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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是旧常态下的特殊产物，在新常态之下，已经不适合银行合理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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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际收支双顺差出现趋势性逆转，存款增长失去重要源头。过去10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之下，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央行被迫将投放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成为金融机构改善贷存比指标的关键因素，存贷比监管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放信贷有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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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储蓄投资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动性盛宴终结等因素的发酵，双顺差格局正出现趋势性逆转，外汇占款对存款增长的贡献度也在减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贷比监管将限制银行的合理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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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机构的一般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存贷比考核制约表内信贷正常增长。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地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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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不敏感，又因为稳增长的要求产生了旺盛的融资需求，不得不通过信托、券商资管等通道业务绕过存贷比监管，融资链条被人为延长，不利于监管部门有效地控制资金流向，加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融资链条拉长使得全社会融资成本出现明显上升，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愈加严峻，信贷市场出现明显错配，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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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红线：18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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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滑，耕地面积从1998年的19.45亿亩下降到2003年的18.51亿亩，粮食总产量从1998年的5.12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1亿吨，人均粮食年产量从1998年的410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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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中央开始严厉打击土地违法违规使用行为。2006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8年8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重申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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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之下，18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至2012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4.75%，中国人口增长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按照原有技术条件计算耕地红线显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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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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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红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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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则取决于能否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真正平等。只有切实保障两者同样“不可侵犯”的地位，抹掉公有资本的行政化色彩、发挥非公有资本的市场化力量，才能真正提升国企经营效率。这一点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旧常态之下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公有资本不仅在控股比例上死守50%的红线，而且还在实际的经营中发挥了超过“50%”的力量，而与之“混合”的非公有资本并没有享受到与出资比例相对应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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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之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过渡，核心就是扭转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不平等地位。对于大部分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主导地位，可以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力量。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命脉、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死守50%的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借鉴黄金股等国际经验，在保留公有资本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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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的红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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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量”，即直接进行外汇干预，另一种是“价”，即设定中间价以及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动区间的管理实际上与浮动汇率制的自动调节机制相矛盾，但在中国持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的旧常态之下，限定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内流动性被动宽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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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之下，随着双顺差逐步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明显缓解，汇率完全可以在市场决定下实现双向浮动。此外，在当前改革转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尽量加强独立性，服务于国内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受困于汇率波动的红线而一味对冲外资波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人担心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后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而且拥有高外储、高增长、低外债等防火墙，不应因此束缚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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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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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中国人为何收入差距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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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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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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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由世界银行提出的。主要意思是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当人均GDP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往往就徘徊不前了，这就叫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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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所举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它们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彻底主要反映在国内收入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富差别扩大的基础上，国内发生混乱，进一步改革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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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理由是最明显的。第一，因为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在继续加快改革。第二，中国在加快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在加快。所以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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