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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的结果是企业由政府来控制，还是由国资委任命董事长总经理，甚至是组织部来任命，这种改革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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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强调，政府应该更多地退出市场。所谓将政府能动性落到实处，却没有抓手。我们应该从基础设施开始动手，政府不要到市场上融资，该发债就发债，以税收做担保。地方政府也可以下死命令，不能再新建企业，不能再直接间接地参股企业，包括融资平台，甚至是混合所有制，都应该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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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直接或间接控制大量的资源。有学者和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他们的观点是政府管不了，就给市场去处理。但是，我认为风险太大，毕竟融资平台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不计成本地到市场上融资，结果发现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应给的。这其中，就挤出了企业债，支撑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推高利率，把中国经济运行带入危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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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现状是政府占据资源过多。简单地算一笔账，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GDP的22%左右，如果把其他收入按全口径收入计算，把社保、卖地纳入其中，政府收入则会占GDP的1/3。而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的1/3，仅仅这两项，占整个国民经济的2/3。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过于庞大。这种情况下，给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的空间就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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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经济改革要想成功，还是要推进政府改革。只有政府放权，把市场的交给市场，才能换得混合所有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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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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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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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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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改革决策。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都有所动作。六家央企被国资委纳入了改革试点，主要推行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以改善企业管理、进行资产重组与加强问责；而到目前为止，25个地方版的国企改革“路线图”也已经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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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方与国资委已推动的国企改革措施，仍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有重大差距。尤其是具有行政性垄断性质的央企改革，其中的一些举措甚至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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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逻辑：从计划经济的两类低效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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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企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逐步建立。如林毅夫教授所言，计划经济本质上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首先在一个劳动力丰富国家带来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即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资本密集，但只能带来很少就业的重化工部门，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而能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却被人为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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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重化工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不得不推动“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企微观运营机制。但也正是这种微观运营机制，带来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由大锅饭、企业软预算约束等导致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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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这两类低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转型经济学的大部分既有研究对传统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忽视了第一类低效率，而过分强调计划经济的第二类低效率，这不仅可能让学术研究有所失焦，而且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包括国企与乡镇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获得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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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与前苏东转轨模式的重大差别，是前者更为“渐进式”。比如，在农村土地和国企改革上，中国都没有迅速推动私有化，但却利用双轨制实现了体制外的市场化突破。通过做大市场轨，也就相应缩小了计划轨，逐步迈向配置效率与激励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上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前苏东大部分国家在转轨初期经济快速下滑，而中国在开始转轨后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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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理解并不彻底。事后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上述渐进式改革，不仅要有一定的初始条件（比如城乡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可迅速发展轻工业），而且也是不自觉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迫于形势对前述计划经济两种低效率分别处理，并逐步实现两种效率依次改进并良性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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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中的第二类低工作激励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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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产承包改革的效果却不止于此：它不仅解放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通过农业产出的增加创造出了新财富，从而对乡镇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购买力；而乡镇企业雇工并支付工资，又进一步增加了消费品购买力。换句话说，解决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的联产承包改革，通过对乡镇企业产品从供给、需求双方向的同时推动，带来了轻工业的大发展，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结果是效率改进上形成了良性叠加。而这种叠加又是在乡镇企业可采取相对灵活的用工与激励制度下进行的。乡镇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比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建立了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激发管理层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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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从农村改革中得到借鉴，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逻辑，却有所不同：一旦不再坚持主要资源都投入重化工业乃至国防建设，而同时回城知青与城市新增劳动力开始带来巨大就业压力后，政府就不得不逐步放开轻工业的行业进入管制。地方政府一方面依托原来的轻工业国企，一方面还会建立更多的新国企去生产各类消费品。城市轻工业进入管制的放松直接促进了城市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的改善，并带来了相应的企业利润。这样，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地方政府就可通过利润留成等方式去激励国企管理层和工人努力工作，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国企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这又是一个效率改进上的良性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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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上述分开且依次改善计划经济两类低效率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对理解中国经济转轨早期更好的经济绩效至关重要。这种改革模式不仅使中国开始发挥轻工消费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同时也通过消费品生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提升了消费品的需求与供给，改善了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国企和乡镇企业的各种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包括利润留成、绩效工资、企业承包责任制等措施，都给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和工人带来了较为有效的工作激励。由此，中国也就逐步实现了对传统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伴随计划经济模式的逐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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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消费品轻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计划经济时代被过度投资的重化工业产品需求，让其过剩产能可被充分利用起来。这一点，与苏联、东欧那些进行休克疗法的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基本上是同步解除了上下游行业的进入管制，并较快地推动了企业私有化。但在这些经济体中，由于下游消费品工业在短时间内无法充分发展起来并进一步对上游重化工业产生需求，其重化工业产能，包括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出现急速下跌。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甚至还因为轻工业对能源、原材料需求过旺，而不得不推行价格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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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看，价格双轨制内生于中国改革所选择的路径，更大意义上是中国所选取改革路径的一个结果，而非中国转轨成功的主要制度基础。更进一步来看，甚至中国改革路径本身也是在当时城乡经济严峻形势下政府被动选择，而非主动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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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与苏联、东欧大部分经济体在改革初期经济出现的快速下滑相比，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通过农业带动轻工业、轻工业带动上游重化工业的良性叠加与累积循环效应，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增加与人民生活的稳步提升，这也为后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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