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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种帮助，最终都会出现的情况是，当国有企业出现经营问题时，政府可以帮它一把以免走向倒闭。相反，如果这是一家私营企业，它就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这几年之所以会发生“国进民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多预算软约束这口气。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预算软约束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反而使得国企竞争力越来越弱，还恶化了市场竞争环境，扭曲了国企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亏损了就能够获得补贴，又何必去费力获得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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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几年来国企的治理结构在形式上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国资委对央企有着各种各样的绩效考核，其指标也不能说不先进，但是都没有改变预算软约束这个现实。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家央企因为亏损而破产，甚至很少有地方国资国企因此而破产。而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国资国企经营不善的问题时往往采用重组的方法，由一个赢利公司接下亏损公司的各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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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混合所有制不能在破除预算软约束上下功夫，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比其他纯民营企业具备了预算软约束的优势，不必担忧市场竞争的威胁；最终可能是企业内部效率等大幅度下降，既不利于企业，也有损市场竞争。就此而言，如果混合所有制只是需要社会资本，而不让社会资本真正参与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混合所有制就很难说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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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企业治理结构还是改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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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知识青年的工作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人士都认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没有那么多资金怎么办？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通过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第一次在高层会议上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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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来源问题，为了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股份制不仅仅被视为是解决新办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也被视为改造现有国企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后推进的国企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尤其是通过公开募集股票的方式，不能不说是受此影响。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只是股份制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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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在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后，企业的绩效不能够得到改善，而民众对国有企业还是存有强烈抱怨？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大量的股份制改造并未根本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预算软约束还是大量存在；二是因为政府赋予了国有企业太多的特权，而给民营企业设立太多的准入限制，由此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近几年内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就是对此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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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造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可能已经不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就可以完成的。我们还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吴敬琏教授就不断呼吁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不断呼吁下，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开始，中国实施了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正是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进行的全面改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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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轮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多缺陷，还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主要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太大的作用。21世纪初，在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的问题上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倾向，国有企业在若干重要行业中加强了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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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重塑市场经济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努力方向。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很重要一点就是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而不是通过各种事先设立的准入限制竞争。只有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国资国企的效率才能够大幅度改进，否则，更多的股份制改造只能够不断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国企效率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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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经营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的报表看上去非常漂亮。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最新消息，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利润总额非常庞大，但是，绝大多数的利润都来自几家资源垄断型企业。中国石化联合会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收入预计约为13.3万亿元，同比增长9.2％ ；利润总额约8900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2013年“三桶油”的营业额约占央企总额的55%，利润更是占央企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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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目前央企的成功，最大的“功劳”实际上要归结于垄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勇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视角：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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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提出“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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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企和20多年前相比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目前的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活跃的私企，为上游的国企提供了活力源泉。如果没有私营经济的繁荣，国企也就成为“无源之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的生存状态已经解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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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可以解释为“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呢？值得怀疑。共生关系存在的前提，在于两者都能为对方创造价值。位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能为下游的民营企业提供这样的价值创造吗？很难。垄断资源的上游国企极有可能成为吞噬下游企业利润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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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共生者，还不如说国有企业是“分食者”。这种繁荣恐不能持久。理由很简单，由于上游国有企业的挤压，近年来下游私营部门的活力日渐消退。一旦下游企业倒闭了，上游国企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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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让下游私营部门倒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开准入门槛，引入竞争对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国有企业引入特定民营合作伙伴，在国资股份占有绝对控制权的时候，这样做只能是引入了一个“分食者”而已。从这个意义而言，笔者不能不对目前中石化宣布在油气销售领域引入民资的改革举措持怀疑态度。更好的举措可能是政府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甚至允许民营企业获得成品油进出口资格。只有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国有资产才能得到保值增值，消费者的权利才能获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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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更为重要的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有损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它们可以获得比其他市场主体更为低廉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如果这些要素配置给民营企业，它们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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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如此，改革国企必须从如何达成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入手。如果市场公平开放，混合所有制的引入就能够提升国企的效率。如果市场并不公平开放，垄断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可能只是增加了一个“分食者”而已，甚至会导致各种腐败——中石油高管的利益输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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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而言，在大规模引入混合所有制之前，我们更需要花大精力去建设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准入门槛：民企在绝大多数行业中都能生存，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进入那些垄断行业？即便成不了中石油中石化那样的巨无霸企业，但是，放几条“鲶鱼”也能让这些巨无霸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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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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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国有企业改革 ——从混合所有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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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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