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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互联网金融对信息流进行了整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蕴含了一个重大命题：大数据会衍生出新的金融中介，大数据是所有交易主体行为的表现。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可以解决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信用风险和透明度风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识别尤为重要。目前，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识别，主要看借款人的财务报表、收入水平、资产状况、信用记录等。这些识别机制没有问题，但是它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富人大体上具有良好的信用，穷人大体上具有不好的信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有钱人借钱很容易，中低收入水平人群借钱很难。现实经济生活中，信用的好坏，与收入高低并不一定是线性关系。有一些很小的企业、一些收入不高的人，他们的信用可能也是很好的，富人赖账的也不少。可是我们用什么技术手段甄别他们信用的好坏呢？大数据。为什么阿里小贷根本没有见过借款人，就敢发放贷款呢？因为它通过频繁的交易，去识别信用。互联网金融理论结构中还有二次脱媒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能产生新的金融中介——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金融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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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研究互联网金融的商业模式。金融和商业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服务业，只不过金融服务业更高端一点。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多数产品可以标准化，这是互联网金融可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互联网金融可以将金融产品成规模地标准化，所以它解决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成本。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可以使金融活动成本大幅降低，实际上，无论消费市场还是投资市场，大多数消费者或投资者只需要标准化的服务。由于成本约束，他们不需要定制服务。互联网金融由于更易将金融产品标准化，使其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得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标准化的金融服务。在现行的金融结构下，有些人不需要定制式金融服务，因为受到成本和价格的约束。余额宝的出现延长了资产管理的客户端，原来资产管理是富人的事，比如私人银行只服务于资产规模达到一定数量级的高端客户，而余额宝则可以服务于收入较低的这些多数人。余额宝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互联网金融在定制服务方面没有优势，没有吸引力。亿万富翁的理财很少参与互联网金融的资产管理。所以，互联网金融是大众金融、普惠金融，而金融正好需要更多地为大众服务，不能只为高端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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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研究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点。互联网金融需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和风险底线，那就是保证资金持有人或委托人财产的安全。互联网金融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非法集资平台，不能沦落为庞氏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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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客观上存在替代边界，它显然不能包打天下。金融具有六项基本功能：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配置；提供支付、清算和结算；提供管理风险的方法和机制；提供价格信息；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在这六大功能中，互联网金融至少可以改善前四个功能，对后两个功能亦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与金融在基因上是耦合的。金融领域的利润空间非常大——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的利润已经超过中国所有实体经济利润的总和。基于如此庞大的利润，在金融领域做标准化产品一定会有巨大发展空间，互联网金融一定会比互联网在传统商业领域发展得更加绚丽。当然，要看到，有很多领域互联网金融难以进入，比如需要定制和个性化特征的功能领域。传统金融如商业银行仍有相对大的发展空间。它具有客户优势、定制优势以及感知优势。在中国金融文化的背景下，很多人偏好于传统商业银行，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不愿意参与到互联网金融当中。这与商业银行良好的信誉、严格的风险管控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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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和现代金融是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介入，中国金融的业态和结构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标准的制订需要新的视角。如果用监管传统商业银行的标准来监管互联网金融，那么，互联网金融永远都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根据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结构、商业模式和风险特点，制定一个适合互联网金融成长和发展，同时又能保证人们财产安全的监管标准，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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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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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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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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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常态问题，一要认识新常态，二要适应新常态，三要引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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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常态的提法是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新常态也许是一个愿景，希望从原来的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长到提高质量效益的新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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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愿景并不能自然实现，要达到新常态的目标，必须努力引领，而引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所以把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放在改革上，因此改革任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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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就金融改革说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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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停过，而且成效卓著。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今天体系已经非常完善，金融指标已经在全球领先。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比较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几天的交易量非常大，这些是足以让我们自傲的一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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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向新常态，面向一个更高的要求，就发现金融体系有诸多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妨碍我们向新常态的愿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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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就应当着力于去克服这些缺陷。我们对金融改革曾经有很多的阐述，最新的目标是让金融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在引导资源配置上的功能，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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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余年卓越有成效的改革，金融体制当中还有哪些缺陷阻止我们迈向更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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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有非常完备的体系，但是整个金融运行的基准是不牢靠的。所谓三个基准：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汇率没有常态化，收益率曲线还没有形成。这三个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均衡。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去几十年里由金融引导的资源配置有可能是扭曲的，因此下一步的目标是三个基准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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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率，中央银行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但是从智库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放开存款和管制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创造条件让所有的金融产品交易起来，金融市场化的要义是交易，而不说定量多高。当在交易中无数次交易和无数次试错，达到我们宏观利率水平的运行曲线上，达到从长到短的不间断的完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中央银行掌控的四个利率必须市场化。现在他们改别人，而自己手头的利率其实是一个行政确定并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贯彻的利率，这不是市场化。利率的风险结构、期限结构必须由市场决定，调控必须通过市场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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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通过这些年的调整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有几个观察角度，在外汇市场上 , 外汇当局是不是频繁地出现，是不是非常强地把汇率往某个方向引导，如果是，那么汇率市场化、弹性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那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而我认为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中国恰恰在利率改革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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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曲线。我们要创造一个无风险、按期限排列的平滑的曲线，为我们全社会的投资、存款、贷款、金融活动提供基准。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收益率曲线，但是还需要完善，至于收益率曲线是基于国债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银行间的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混合技术形成的，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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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为金融市场的运行提供基准。为金融体系提供一种机制，能够稳定地提供长期资金，提供权益性资金。中国到现在是不缺乏资金的，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是不可能短缺的，如果有短缺也是体制、机制上扭曲了它，资金是不缺的。缺的是的什么？第一，缺长期资金。中国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要投资，就要有城市化、工业化，无论是哪个“化”，都需要长期资金，但中国筹集的都是短资，平均算一下是两年多，但是资金使用平均是四年。所以，金融改革就是要扭转资源错配。现在都是长期资金，而长期资金的不足会给商业银行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理论上不能发放中长期贷款，但我们已经发了60%，潜在的都是风险，因此长期资金的筹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落在实处，不要落在口头上。从20世纪一直到现在，投资所占市场比重持续下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把它成为直接融资的工具，债券发展得很快，但是中国债券是A银行发，B银行买，绕来绕去变成一个间接公式，所以要把以企业作为债务人发行信用债券；现在我们还需要发展长期资金的机构，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尝试建立面向住房市场的住房金融机构，面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机构。这样我们才能把期限结构扭过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金融机构，在目前体制下，当非金融机构拿到资金时就变成负债了，我们要发展权益类的公益机制，更重要的是放开民间金融，破除从解放初期就开始的国家信用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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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需要解决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问题。中国的债务率、杠杆率在结构上没问题，但是总量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企业负债率过高。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资金筹集机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持续不断的筹集机制，这些机制都是阻隔；第二，地方政府负债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条改革任务里面有一个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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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尤其到县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债务率非常高。如果说经济下行，如果说房地产不行，如果说城镇化转型，那么传统筹集资金还款机制就受到阻隔，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企业债务率过高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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