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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平正义看，不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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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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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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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是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就能自然而然得到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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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对社会风气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10年后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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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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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这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坚持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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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上一届政府执政时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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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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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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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思维。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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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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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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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1/3，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35年后，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达到近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35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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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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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转方式还是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更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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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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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35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却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其中显性约有20万亿元，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两者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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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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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36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从机会不均等来看，企业之间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与人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可以当官，要发财可以发财，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继而可能会诱发暴力事件。从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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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任风险，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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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本想尽快推进全面改革，但后来很多人发现改革启动都很困难。所以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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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实现治国使命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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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要顺利实现其宏伟的治国使命，其关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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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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