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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思维。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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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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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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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1/3，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35年后，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达到近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35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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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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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转方式还是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更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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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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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35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却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其中显性约有20万亿元，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两者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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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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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36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从机会不均等来看，企业之间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与人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可以当官，要发财可以发财，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继而可能会诱发暴力事件。从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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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任风险，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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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本想尽快推进全面改革，但后来很多人发现改革启动都很困难。所以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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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实现治国使命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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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要顺利实现其宏伟的治国使命，其关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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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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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得利益阻力来看，笔者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二次改革”的最大风险可能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态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看，主要可以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而那些借助权力影响力，主要靠子女、配偶等在市场上进行灰色资本的运作和并购，一夜之间就可能获取巨额暴利的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则是更大的腐败。周永康案在一定意义上把上述的“三灰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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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在于激化三种冲突，即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后面都会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所以李克强上任后，做的第一大判断，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使用了“利益集团”四个字，说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所以我们说二次改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既得利益。如果说中国的一次改革我们主要是和贫困作战，那么中国的二次改革将主要和既得利益作战，这是第一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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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阻力极可能来自于政府。政府阻力有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即观念阻力、行政审批改革阻力和部门利益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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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来讲，我们很多官员习惯于以权治国，而不习惯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治公权的，是治政府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以叫“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但是我们很多官员缺少这样的法治思维，缺少法治精神，缺少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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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阻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后，说5年内要把国务院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但是李克强干了不到两年，国务院的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620多项，远远超过原定任务。对于改革成就，我认为还不能评价过高，毕竟国务院的行政审批改革仍未改变部门主导的格局，改革后会真正伤筋动骨的事项并不容易被精简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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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部门利益的阻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并不少见。过去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市场化了，最不该市场化的权力在一些地方也被市场化了。部门利益权力成了牟利的工具、牟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抑制部门权力异化的难度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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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化解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治国使命的实现，还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那么究竟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呢？我认为“文革”就是颠覆性错误，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是颠覆性的错误，60年代初期“反右”是颠覆性错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颠覆性错误。所以我说未来中国的转型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也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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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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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其核心有以下四点：第一，要认真研究共产党如何利用好自身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资源。越是一党执政、越有领导地位，越是要审慎；控制的社会政治资源越多，越要防止由于掌握过多资源，导致战略性、全局性错误的发生。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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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沉渣再起，把中国再次拉到“左”的道路上。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没有任何依据。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左右交锋。如何把控这个局面，防止中国再遭受“左祸”干扰，出现颠覆性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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