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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与政治相对集权并行的形态下，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也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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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同时，还要大胆地创新，特别是围绕政治体制的变革进行大胆创新，当前显得尤为紧迫。比如，在现行体制下如何通过改革顶层方案的设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构建一种共产党执政领导的、有效、有为的体制框架就很重要。在笔者看来，中共执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形式，其关键是要找到中央和地方的关键环节进行变革，不一定都要上下同构，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中央看，是要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核心问题。要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在维持现有中央权力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长久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使之平稳交替，不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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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党政融合的体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虑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比较可行的操作思路是：市县委书记不要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一旦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就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但是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其产生的办法是：通过“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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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可以推荐四到五个书记的合格人选，这几个人到市县党代会上去发表演说，谈谈当书记以后准备怎么干，然后让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县人大上去竞争市县长，这几个通过党代会认可的人，都可以当市县长。在县人大会上，最后谁当选市县长，谁就是市县委书记。这样“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既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也体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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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一把手有组阁权，由一把手提名各部门领导，经当地人大常委会批准，一把手要负连带责任。与此同时，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广东顺德如此做了十几年，经济总量比青海、宁夏两个省还多，它的党政机关共设置了16个部门，党委6个，政府10个，多数都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如宣传部和文化局整合，组织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等。这样不仅仅能够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提高效率，还能使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和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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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委和人大是两条线，纪委垂直领导后，不受本级党委书记制约，可以监督书记；人大主要监督市县长。两条线，实际上都在监督一把手。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重要官员选拔的机制，也能够比较容易解决主要领导只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的问题，从而比较好地解决拼资源、拼环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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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家治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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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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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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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结构性”转型，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必将对“世界的合理化”程度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与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因素”都是实现“全球治理”和建立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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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如此，对当代中国“发展文本”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才成为国内外的时髦话题，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深度观察、研究、认知、分析、判断才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从100多年前的“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挺进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不但将极大地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反映时代精神的未来走向：也将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总纲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建设好、发展好社会主义的基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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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通过“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人类文明转型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型而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对推动未来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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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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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哲学或公共哲学的角度讲，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内在价值或终极价值，即“什么性质的国家治理”及“追求什么样的现代生治理和发展目标”。因此，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正确解读，价值维度或意识形态是一个关键的指涉领域。这就是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方式、方法、价值目标等有着本质的不同，对理想社会的界定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慎、仔细、意义明确地使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这些概念，特别是当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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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后，我们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现代性话题，是在西方人建立的知识框架体系中来认识世界，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影响世界和世界影响中国的互动、交流、渗透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防止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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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的视野来看，“近年来影响深远的惊人的技术发展，即人们所说的‘信息革命’，似乎预示着会出现一种极为不同的社会类型，并且很可能造成一些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事实上，这种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并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造成了重要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面临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困难，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众所周知，国际方面主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使中国成为开放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面对国家间权力重组和利益再平衡及价值冲击的全新课题，也必须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国内现实的重大变化；国内则主要涉及传统习惯、文化观念、道德和政治价值、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改革课题。这两个方面的课题对中国国家未来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即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时代，给国家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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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从全面深化改革或谋划改革全局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现实形态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已经悄然而至，社会层序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已经面对一个全新的现实，中国已进人风险社会，这要求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也必须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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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国家信仰的基础之上，并在这种国家信仰基础上的制度建构能力。因此，在论及现代国家治理这一重大问题时，必须既要跳出就事论事的狭隘思维，又要避免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既要坚决防止对现实描述的扭曲而导致现实的不在场，又要防止理论解释的不准确而导致理论的不在状态，从而错失改革良机，加大改革成本。“与过去几代人得到的相比，我们以财富和知识等形式存在的手段极为优越，但是利用这些手段追求的目标之价值，却是不确定和有争议的。”面对新形势和新的改革任务，改革要有新思维，改革谋划要有新高度，这就是说，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必须以“价值”和“制度”建设为核心，从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两个方面夯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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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当代世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表征，主要取决于其所信奉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是明确的意识形态引导的结果，同样，意识形态的混乱不但导致依据这种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能力下降、没有说服力，使之成为欺骗或虚假意识，丧失社会群众基础；而且造成这种社会所追求的理性社会蓝图丧失吸引力，最终导致社会变迁能力和改革动力衰退，使个体和社会失去了发展的目标之价值。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混乱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迷茫，使社会危机内化为个人危机，从而引发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致使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社会凝聚力销蚀，使国家运用已有的战略资源和经济成果的能力以及民众支持力的双重衰减，并最终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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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社会重大转型期所形成的价值迷茫，往往是引发关于社会和个人发展价值争论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西方的希腊化时代和启蒙时代，这种关于发展价值的争论都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来说，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公众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探寻基本是沿着三个方向进行的，一是自我安慰地面向过去，在传统价值中寻找出路，这当然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没有出路；二是激烈地拒绝现实，敷陈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寻求新的发展价值；三是消极地脱离、逃避、远离社会，或听天由命，或我行我素，虚化价值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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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要有效地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和核心价值的坚定性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未来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奋然前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基础，是凝聚民心的基础性工程。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基本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宪法原则和价值表达出来的，宪法是全社会的政治价值共识，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构建的基本依据。我们知道，价值哲学，包括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是一种实践哲学，换句话说，它的关键意义不是理论表述的完美无缺，而是在实践中的有效实现程度。国家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也主要表现为落实和践行宪法原则和价值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值和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公正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将会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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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制度凝聚力的实现程度。与传统的熟人社会主要讲道德不同，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主要讲规则。通过道德治理的社会一与通过规则治理的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根本不同的阶段：前者预设了人的不平等，所谓“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社会的管理者天然具有人格上的政治与道德优势，是所谓的“教人者”，具有物质上和道德上的特权，是社会的道德表率，一旦这些人的道德出了毛病，社会离礼崩乐坏就不远了；相反，规则治理的社会预设的前提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没有特权阶层存在。强调只有人人都讲规则而不是只谈道德，社会才会向善有序，国家才能富强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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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或规则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权力行为，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或水平的重要表征——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全球化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实，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必须发生改变。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治理水平或政治文明，其本质就表现为制度联动水平或制度文明，是通过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马克斯·韦伯在论及历史上的领导类型时，把领导类型划分为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法制型三种类型，认为后两种是近现代议会民主制下领导权威形成的主要特征，虽然韦伯比较倾心于政党政治下的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品质，但他强调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把法制型和超凡魅力型这两种政治权威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是牢固的制度结构保证了国家持续、稳定的领导权威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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