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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11 排除改革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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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13 这次改革方案得到广泛认可,顶层设计不易。制订好的方案不容易,把好的方案变成现实更难,尤其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必定要触犯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您认为,当前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要突破这些阻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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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15 就我个人理解,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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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17 党的十八大以后,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做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党的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动利益比动灵魂更难。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总书记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他最近进一步对整个反腐败说很多狠话,“刮骨疗毒,猛药治病,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这些判断就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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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19 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我在201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系统分析中国目前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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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21 既得利益主要依赖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套现,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的腐败。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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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23 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是官民冲突,二是劳资冲突,三是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改革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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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25 第二种阻力来自于政府自身。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其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的全面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审批制度,一是部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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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27 现在的审批制度,几乎可以看作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审批改革如果不到位,改革很难成功,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而审批改革难度阻力是很大的。再一个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我觉得如果没有760万公务人员观念的变革,没有观念的更新,肯定成为改革的阻力。观念中核心的有三个: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就会说得更清楚一点。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反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法制,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法治中国,要树立宪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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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29 我觉得,如果没有正确的法治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所以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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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31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采访者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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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36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1703218073]
1703221237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九章 法治中国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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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39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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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44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1703218074]
1703221245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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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47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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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49 “空转政府”是今天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多党政治下,各政党在选举时,拼命向选民承诺,可一旦当政却什么都做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互相否决,民主政治成为互相否决政治。西方各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政府空转。那里的人们知道国家的困局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能够解决困局,但问题在于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在亚洲,泰国民主演变成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持续街头斗争,连一个政府都产生不了;中国台湾的民主也造成政府多年的空转,政治泛滥,经济社会沉沦。不仅如此,亚洲的一些民主(化)社会,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尤其是街头政治,对本来运作良好的法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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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51 中国尽管一直被视为是权威主义政府,政府是行动导向的,并且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但近来也出现了政府空转现象。如何解决政府的空转和官员的不作为,已经成为中国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这里的“法治”是广义上的,要适用到政党、政府、军队、社会等各个领域。执政者同时面临两大相关的任务,即法治建设和用法治治理政府的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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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53 经验表明,法治政府有助于解决空转政府和官员不作为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提出要以法来治理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但法治和有作为政府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在民主国家,很多政府的确是法治政府,但空转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国,如果要在法治基础上建立有作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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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55 首先要解决政治和法律边界的问题。任何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个主要表现为党和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广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政治与行政、政党和国家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法治政府就会变得困难,政府效率更是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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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57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并要解决两个似乎是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去政治化的问题。就政治化来说,人们无须回避政治与法律的紧密关系。在任何国家,法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制定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任何国家,执政党(也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控制的议会(国会),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执政党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废法、修法和立法。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法律很自然体现其意志,表述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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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1259 法律设定政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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