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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称宪章“在有史以来的此类文件中最为伟大”。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索尔·布鲁姆（Sol Bloom）称宪章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富含希望、最为重要的文件”。他继续阐发道：宪章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充满希望的公共事件”。他继续阐释，“命运的必然潮流”将世界引向“自由、正义、和平和社会福祉的黄金时代”。后来担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将联合国宪章与《大宪章》、《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葛底斯堡演讲”和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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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进入笼罩在核毁灭阴影之下的冷战时期，而不是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之时，这些希望破灭了。但当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再一次听到了重弹的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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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比大多数人更聪明，他对历史是否终结提出疑问，但小心地避免正面答复是否还存在一些讨厌的新花样。其他一些人则更迅速地拥护这一理念，即随着过去邪恶帝国的崩溃，黄金时代最终开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谈论“和平红利”，纳税人可以因美国能够削减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巨型国防体系而节省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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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进一步的。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已经失败，整个世界将会意识到，是自由市场带来了繁荣，是民主使自由市场实现了最佳运作。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任内，美国官员周游世界去鼓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的福音。秘密已被揭开：和平的共产主义敌人被击败了；所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吸取一些简单的教训，一切都会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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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种令人讨厌的幽默感。1990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遭袭整整十一年之前，乔治·布什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辞。只要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手中获得解放，新世界就能开始。新时代将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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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不论地处东西南北，都将和睦相处、繁荣昌盛。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通向和平的荆棘之路，此间历经千百场战争的血腥杀戮。今天新世界在挣扎中将欲诞生，这个世界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个世界用法治原则取代了丛林原则。在这个世界里，各国都意识到了自身对自由和正义所肩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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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最后一个狂热的中东恐怖分子抛下最后一枚炸弹，我们会再一次听到，战争已成为历史，人类的议会将建立并且开创世界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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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这一幸福时刻搁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五十余年来和平王国似乎从未出现。我们胜利了，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错了。这又开始变得像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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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书讨论六个关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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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人为世界政治带来了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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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英美人在形塑世界秩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对抗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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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政治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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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英美人如此频繁地相信历史在终结，而他们的权力还在带来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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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他们每一次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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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英美实力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它能持续多长时间？三百年来英美实力对世界历史的巨大扫荡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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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和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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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探讨第一个问题开始，并审视了主导现代世界历史的文明冲突：自17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与不同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敌对国家反抗英美塑造世界。如今针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消失，其结果是众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到底有多大。外国人对此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经常将我们混在一起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不关乎种族渊源；名词“盎格鲁-撒克逊”现在用于描绘一种继续影响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承。三百年来，先是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将他们反抗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的战争看作良善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斗。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敌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冷酷、残忍、贪婪且伪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他们的敌人反对这一旗帜。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三百年来的文明冲突，探索了美国和英国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审视了从路易十四到本·拉登，“反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反英美势力中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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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都恐惧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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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显得粗俗而不可原谅，但在三百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换一种说法，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或美国，或是两国联盟在它们参加的每次主要战争中均处于胜者阵营。这类胜利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书的第二部分审视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先是引领英国，接着又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不只是在战争中获胜。他们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把自己尽量像过去那些伟大的文明那样组织起来，本书第二部分描述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世界的一些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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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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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部分解释六大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军事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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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语世界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源于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和驾驭资本主义兴起于世界舞台后释放的巨大力量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妥善处理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与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忍受有自由市场形式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压力、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尽管那是真实的；这还意味着英美人在创造能令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良好机制和社会气氛方面一直表现上佳。因为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技术的发展尤为有利，伟大的英语国家一直身处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它们有深入灵活的金融市场，以和平方式创造了更多繁荣，允许政府利用社会的财富以便在战争中更有效力；在冒险进入全球市场与那些在技术先进性、资金充裕性和管理娴熟性方面略逊一筹的其他国家的对手竞争时，在充满活力和据守前沿的经济中形成的商业巨头享有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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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这一思路探究英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倾向之根源，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多元社会，它对新理念通常采取宽容和开放态度，同时又很虔诚。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宗教传统价值观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目标。与几乎所有时代的主要行为体相反，英语世界达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均衡，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变迁是好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变化而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大部分本真。自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或至少其中显著的部分，则相信拥护甚至推进和加速变化，如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文化变化、政治变化，是在实现它们的宗教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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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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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理念，本书的第四部分审视英美人如何整合历史经验与宗教信仰，借以构建至今仍在塑造英语世界的主导理论范式的意识形态，形成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物理学，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宪政理论，以及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尽管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并非特别或惯常具有宗教性，但他们相信秩序从自然力量的自由运转中自发生成，“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操纵”，这是一种重申英语世界中一些最强大的精神信念的方式。世界通过未加限制的自由运动创造有序且更高社会形式的方式构建（或由上帝指引），这一观念可见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各个领域和所有层次。这使人们既个人主义又乐观向上，在很多人所称的“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中达到顶峰，这一历史理论将自由社会中缓慢渐进的进步看作主导力量，不仅存在于英美人的历史，也同样存在于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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