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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四部分探索了黄金模因（golden meme）对英美历史和政治的影响，说明“辉格叙事”如何使人产生进步预期和感觉历史的胜利终结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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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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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重点提出最后两个问题：为何盎格鲁-撒克逊乐观主义往往是错的？持续达三个世纪之久的盎格鲁-撒克逊胜利对世界历史而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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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首先聚焦于美国人思考他们体系的方式与这一体系在世界上实际运转方式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是促进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它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它也催生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巨大且仍在持续的进步——这不仅对美国人而言是如此，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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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技术的加速进步以及历史和社会变迁步伐的日益加快指向一个远比“辉格叙事”所预测的和平与繁荣的稳定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一则英美人和其他处于发展前沿的社会产生的动力和变化迅速输出到其他并不欢迎——也许不能应对——变化的社会。二则美国权力的崛起——美国人趋向于认为，不言而喻，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人，也有利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那些利益和雄心受其羁绊的国家和人来说并不总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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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着眼于英美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提供的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太可能失去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但也不太可能保有一些分析者所谓的“单极”权力。另外，这一部分也着眼于激进的中东恐怖主义者发起的挑战，并将其与过去两百年内的一些相似运动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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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了英美三百年历史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些教训之后，本书在结束之际提出世界可能的确正在驶向“历史的终结”——但这一我们正在靠近的终结看起来远比传统“辉格叙事”所预想的和平宁静的天堂要更加戏剧化。英美文明没有引领人类远离动荡与混乱。相反，在前行之路即超越之途这一信念的推动下，美国正在引领世界加速奔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也许还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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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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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和我的著作《特殊天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样，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但不是一本历史书籍。这是一本反省历史并力图在事件波澜中寻找隽永模式的书，但本书并不就所涉历史事件进行权威完整的叙述。这是一本涉及诸多领域的书，但并不试图给这些主题下定论。与我一样意图书写涵盖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每每因不得不冒犯他曾受惠的众人而感到痛苦。若无专家和学者在不同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的深入的研究，本书将无从问世。然而，许多专家和学者会感到这样一本概介性书籍并没有将他们研究的微妙和复杂充分地展现出来。他们是正确的，我为此而道歉。我时时因《上帝与黄金》忽略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主题而深感内疚，我建议其他书籍更深入地处理这一主题，但事实上没有一本书能充分反映撰写本书所需要借鉴的所有领域的丰富浩瀚的学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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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为此书进行背景研究时，我感到有一点沮丧。相当多的优秀著作从不同方面论及英美的统治地位，但我没有找到任何于近期出版的严肃论及整个主题的书籍。我们有关于英帝国的著作，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但在世界事务中两个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一主题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领域最优秀的著作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尽管优点甚多，但它太老了，太盎格鲁中心主义，受到作者政治目的的影响太多，难以迎合21世纪大众的需求。也许英语民族的下一部辉煌历史将由一个印度人或南非人写就；这是需要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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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thur M.Schlesinger，“Bye，Bye，Woodrow”，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7，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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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ul Kennedy，The Parliament of Man：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Toronto：Harper Collins，2006），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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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vid Patterson，“Andrew Carnegie’s Quest for World Pea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14，no.5（October 20，1970），37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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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ouglas Brinkley，Wheels of the World：Henry Ford，His Company，and a Century of Progress（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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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rry Kantor and Howard J.Wiarda，eds.，The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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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一部分 海象与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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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上帝站在我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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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9月17日，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英国议会致辞，提出其外交政策，他以对最根本政治问题的发问开始演说：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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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而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说，英国人的敌人“全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他们或在海外，或在英国国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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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用17世纪的语言说，他们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他们憎恨我们“充满敌意，反对能够服事上帝的荣耀和它子民的利益的一切；反对在他们看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个国度里最明显地受到庇护和承认的一切，我们这样说并非虚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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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继续向圆颅党（Roundheads）这一在英国内战中已为人熟知的党派解释，邪恶轴心有一个领袖：一个驱使自己服事邪恶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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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克伦威尔说，“你们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因为它从始至终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充满了敌意。”敌意来自天主教起源时对上帝的原初叛逆，潜藏在伊甸园的蛇身上，“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克伦威尔如此说道，引用了上帝对蛇的诅咒与他在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布下的敌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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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处理世界政治的方法在三百余年后3000英里外产生了共鸣，那就是1983年3月8日在美国福音派联盟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年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的致辞。苏联，里根说，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4]美国参与了一场忠诚考验，与反对上帝的邪恶对手对抗。里根引用前共产党员告密者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言论，断言马列主义是“第二古老的宗教信仰”，由伊甸园中的蛇首次宣告，那时它引诱亚当和夏娃背弃上帝。[5]和克伦威尔一样，里根将历史看作精神力量之间的战斗。“我一直坚持，”总统告诉牧师们，“正在持续的争夺世界的战斗不会由炸弹或火箭、军队或军事力量决定胜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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