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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从来不是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但他在议会关于向德国宣战的演讲又带回了陈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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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曾卷入这么巨大的争论，这是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对此有更清晰的意识和更强烈的确信：我们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利而战，我们是为捍卫对保全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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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19日，阿斯奎斯的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劳合·乔治引用威廉二世对即将开拔去前线的部队的演讲作为开始。“记住，德国人乃是上帝的选民。”威廉二世（据说）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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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灵与我，与身为德国大帝的我同在。我是他的剑，他的武器，他的副手。不从命的人有祸了，懦夫与不信的人必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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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明白其中的寓意。对威廉二世身边的一些人而言，至少这是新的邪恶宗教的呼召。依劳合·乔治的措辞，这是威廉二世和他的奴才们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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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条约束缚了德国的手脚。拿剑砍掉就行了。小国。小国阻挡了德国前进的道路。用德国的脚后跟把它们踩入泥沼。……英国。它是德国主宰世界的恒久威胁。从它手里把三叉戟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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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能看到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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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德国的新兴哲学打算摧毁基督教，这种提倡为他人牺牲的病态感伤主义，全然不对德国人的胃口……自由将消失，民主亦将遁迹。人类的前途将一片黑暗，除非英国和英国老百姓出面扭转乾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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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又一次举剑，前去摧毁基督教文明、小国、英国海军和英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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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经由比利时发动侵略，陈旧的模式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英国急于为其事业进行国内公共舆论动员和赢得中立者的支持，于是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暴行的令人震惊的指控。例如，前英国驻美大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朋友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公布了一份记录德国在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暴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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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儿童遭到杀害；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手脚被钉在农舍的门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但证据充分，让我们必须承认暴行已发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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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也引用了目击者关于德军推进到梅赫伦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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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小孩出了房子，我看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孩大约两岁。孩子走到路中间，正好挡了士兵的道……右边一个人出列，双手将刺刀捅进了小孩子的胃部，用刺刀将孩子举到空中，再用刺刀把孩子运走，他和他的同伴还在唱歌。士兵用刀刺时，小孩发出惨叫，随后就再没有声音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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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这类指控在战后被证明并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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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这并不仅仅因为冲突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可怕。1917年3月，美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两个最大的英语国家、克伦威尔和光荣革命的继承人自法国战争和印第安人战争以来首次并肩作战，那两次战争发生时北美殖民地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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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分离岁月中，两个强国不时站在不同的战壕中，但苹果掉下来不会离树太远。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把他们的战争看作对邪恶帝国的抗争，虽然有时邪恶的中心在伦敦。即便在独立战争最火热的时期，美国人也不认为英国文明是邪恶文明；他们认为英国文明是自己的文明，因此显然是好的文明。但他们却曾争辩说，美国革命是英帝国内部善与恶之间恒久战争的最新回合。对殖民者而言，英国历史是传统的英国价值观——法治、民权、限制君主在征税和组建军队方面的权力——和毫无约束、不讲道德的凶险堕落的王廷力量之间的漫长战争。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兰尼米德被迫签署《大宪章》，至少承认了他的一些臣民的权利，循此逻辑，美国革命也是这样一场战斗。克伦威尔和热爱自由的圆颅党人为摧毁腐化骑士集团（这些人很可能支持天主教）而引发的英国内战亦然。革命者的标签贴在了保王党身上，在战争中支持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美国人被称为托利党人——这个名称最早给予了为詹姆斯二世而向威廉三世宣战的爱尔兰天主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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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中，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从英国历史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和解释。北方把自己比作圆颅党，南方则声称自己代表来源于骑士制度的骑士精神和贵族政治，同时有几分自相矛盾地以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为先例来为自己辩护。南方将联邦政府与滥用权力的英国国王们相提并论；若政府滥用职权，公民有权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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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为北方在葛底斯堡发表重要演讲，同日林肯也发表了著名演讲。英国上议院议员罗素伯爵（Earl of Russell）和众多英国贵族一样对南部邦联抱有同情，他新近用1640年和1688年的先例指明南方反叛的正当性；埃弗里特绝不同意，向伯爵指出情况非常不同。在美国内战这一最伟大的战场，在一次纪念成千上万名献身的联邦士兵的活动中，提出南部邦联反叛的合法性建立在英国历史事实之上这一复杂的论点，对埃弗里特和他充满赞同的听众而言似乎完全适宜。南方将其反叛与美国革命相提并论？埃弗里特指出，1776年美国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然而，在内战爆发之际南方在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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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持公正立场的反抗乔治三世的美国革命的后裔本应怎么考虑，如果殖民者在议会中一直被非常公平地代表，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汉考克、杰斐逊和在邮票中留下肖像的革命者会在两个世代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并治理帝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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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扬言要为宪政自由的原则与北方开战，就像英国人在英国内战中对查理一世、光荣革命中对詹姆斯二世的反叛。但这种类比也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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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的清教徒和1688年的辉格党反叛专制政权以建立宪政自由。如果他们会因查理和詹姆斯这些君主赞成平等权利而奋起反抗，并且为了他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寡头政治，他们本可为南方的反叛者提供一个先例，但因皮姆（Pym）或萨默斯（Somers）的雄辩，他们的理由并不成立，汉普登（Hampden）或罗素（Russell）的鲜血也未印证他们的理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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