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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担心他“心爱的棕松鼠们”被取代的欧洲人是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奥立弗·克伦威尔总是声称上帝与他的暴行同在，”莱伊1942年写道，“并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内英美世界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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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左翼可能同样尖刻、不留情面。1953年，有一份获得批准的术语清单对德国共产党演讲者如何描述英国人提出了建议，其给出以下词语以备挑选：“麻痹的谄媚者，衰老的人类叛徒，吃腐肉为生的卑屈模仿者。”[5]其他受到推荐的词语包括极端的懦夫和通敌者、堕落的暴民、寄生的传统主义者、花花公子士兵、自负的纨绔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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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党，包括一些演讲者，他们今天会发现一些曾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使用的绰号，很适合形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同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这个党来说仍像以前一样是个怪物，演讲者声称这种社会模式留下的“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欧洲资本主义有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在美国不存在”。[6]这些人不是说美国的保障不如欧洲那样慷慨，或没有那么广泛；他们是说完全不存在。显然这些胜出的食人黑松鼠对欧洲人穷追不舍，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很快就会把他们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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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19世纪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仇英心理是当时最普遍的状态；反美主义则是当今的首选形式。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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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象和木匠邀请牡蛎和他们一起散步时，有些贝类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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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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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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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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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沉重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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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它不会选择离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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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牡蛎可能是法国人。在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联合国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很久，法国一直是最长久、最一贯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设者的国家；是法国最辛苦、最深入地思考他们哪里错了，是法国最频繁地试图打败或至少遏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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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对抗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那时英国是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主要障碍。1682年，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波舒哀（Bossuet）在梅茨的一次布道中谴责了“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7]路易十四本人轻蔑地评论道：“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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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见证了两国之间意义深远且具有原则性的冲突的加剧。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为自由而战；法国人将此看作文明和有钱有势的野蛮社会之间的战争。“卑鄙粗野”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邻居的结论。[9]“作为一名法国人，作为一位人民代表，我宣布，我憎恨英国人……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商业民族是不是农牧业民族的对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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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中，法英对抗是虔敬、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与残酷、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一首反英歌曲依据《马赛曲》的曲调而作，攻击“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不正当移民的支持者”，[11]将折磨法国的所有国内灾难都归咎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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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掌权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和憎恨。“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于天下，”1803年法国官方报纸《世界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上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又一次祭出了反迦太基的主题：“影响她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稳健、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并且拿破仑冒险地说到自己）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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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维希广播记者让·埃罗尔德-帕基（Jean Herold-Paquis）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每天广播，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号：“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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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希望高尚正直的美国农场主与法国解放者并肩反对掠夺他们两者的英国商人。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看美国人越久，他们越像英国人。塔列朗（Talleyrand）在法国革命特别险恶的阶段在美国流亡，带回痛苦的新闻：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论他们自己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本质上是完全一回事。塔列朗说，每个英国人到那里都像到了家；没有法国人有这种感觉。[14]“确确实实，”1864年埃内斯特·迪韦吉耶·德·奥雷内（Ernest Duvergier De Hauranne）醒悟后写道，“这里不再是美国：这是英国，而且这个国家正确地被命名为新英格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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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美国更强大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联开始在法国人的思想中消失；到了20世纪，恐英心理从法国人（更普遍地说，是拉丁人）思想的最重要位置上逐渐消退，对美国佬的憎恨和恐惧越来越多；美国内战中北方的胜利和紧随其后的法国支持的“皇帝”马克西米连·哈布斯堡（Maximilian Hapsburg）在墨西哥令人震惊的失败，给法国社会发出了恐惧和敌对的冲击波，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文明的拉丁人和野蛮无情、强大得令人惊骇的美国“种族”在国际赛场上的对决。美西战争加快了法国和拉丁美洲将最大的恐惧从恐英转变为反美，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礼的美国佬对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的野蛮攻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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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丹朗（Henri De Montherlant）如此说道。弗洛伊德（Freud）更温和：“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是如此，但依然是一个错误。”[17]“我不憎恨美国，我为它感到惋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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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法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沙滩清扫和控制世界的方案是右翼和左翼的共同基础。拉丁美洲传统的天主教徒、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享这种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力量的政治关系历来存在竞争，看三者中谁最有可能击败或阻挠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庇护九世（Pius IX）在众多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但在面对英美主宰世界的危险时他们意见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都在寻求对英美权力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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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恨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应该怎么称呼。这是一种元意识形态，如母亲般喂养着左右两翼的孩子。这超出了仅仅是反美主义，或仅仅是恐英主义的范畴，尽管两者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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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塑造世界历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并没有一个名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Waspophobia）是最切近的描述词语：恐惧和憎恨英美文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他们所作所为的憎恨和恐惧是驱动世界的发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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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仅仅憎恨英国或美国，或憎恨这两国是不够的。就像罗伯特·莱伊一样，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需要对英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观点，相信英美文明从核心上就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了自身内部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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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辩护者，他认为美国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看不见的、没有理智的机器，其中的人只是一枚无关紧要的螺丝钉！”[19]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高尔基对美国的描述抓住了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冷酷无情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丝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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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和贪婪在服务于顽固、专制和完全没有人性的权力欲时，会因粗鲁傲慢的伪善而更可怕，散发出无法抵制却令人无法容忍的粗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们自17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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