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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般的冷酷和无情，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20]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21]可能并经常被描绘成袭击西班牙领土的海盗，贪婪而不顾战争法，后世由此把英美看作“空中劫匪”，在二战中用倾泻暴雨般的火力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英国轰炸了鲁昂这座圣女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城市后，维希宣传机构制作了一幅海报，声称“他们总是回到犯罪现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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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班牙年鉴学家描绘了德雷克在圣多明各的行为，在那里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喜爱的水手发动了袭击，他的手下“严重地冒犯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虔敬，他们侮辱了最受尊敬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砍掉了它们手脚，将它们当成座位或用它们烧饭……两个年老体弱的修士没有力气逃走……因为抗议这种行为被拖出来，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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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英美国家暴行的宣传并不难找到。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征战即使用那时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令人震惊。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镇压因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小说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世界的巨大丑闻。格伦科大屠杀——在对整个村庄进行屠杀之前，忠于威廉三世的部队作为客人在苏格兰高地人的村子里度过了12个冬日——令欧洲舆论在充满暴行的时代也陷入惊骇之中。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近代大多数时间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令人既羞耻又恐惧。盎格鲁-撒克逊人领导了对众多欧洲之外土地上的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给欧洲大陆的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攻击海象和木匠的道德优越性。非洲奴隶贸易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谢尔曼（Sherman）穿越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那时法国的舆论错误地相信那里从人种的角度来讲是“拉丁”的）的远征，英国人关押布尔平民的集中营，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政策，这种种恐怖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浪漫拉丁色彩的，不如说是侵略成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所有这些元素组合成了这个种族的肖像，只有它对黄金的贪欲才和它对权力的贪欲相匹配（当然，现代是对石油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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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美人在战争中的残暴所进行的抨击在20世纪仍在持续。德国宣传机构抨击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的封锁及其所导致的欧洲饥荒和食品短缺，认为这是谋杀数百万无辜平民的蓄意行为——很相像的是，两次海湾战争间对伊拉克的禁运被攻击为冷血行为，用无助妇女和儿童的苦难作为政治武器。二战中英美的恐怖轰炸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袭击中达到顶点，这在战争中被德国和日本引用，后来又被共产主义者引用，以激起对作恶者的憎恶和愤恨。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际新闻社的新闻充斥着有关暴行的故事，一些是基于事实，其他则由苏联和共产党宣传机构和假情报办公室捏造而成。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后，美国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虐囚的报告和有关费卢杰等伊拉克战场的平民苦难的详尽描述是这一暴行长单上的最新内容。这种观念将经典的苏联冷战宣传与截然不同的伊朗理念混合在一起，正如2006年2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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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些人在上世纪主导了数场毁灭性的战争。仅在一场世界大战中他们就杀死了6000余万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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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叙利亚新闻工作者持相似观点。“谋杀在美国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胡斯努·马哈里（Husnu Mahlli）博士在据说与政府有关系的土耳其报纸《叶尼萨法克报》（Yeni Safak）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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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费卢杰（的主题）……美国人用伊拉克平民做人肉盾牌来保护他们自己……对没有信仰、奸诈阴险、杀人成性的美国人，人们不能有什么期望……费卢杰清真寺爆炸后，美国士兵对着清真寺的墙撒尿拉屎，进行亵渎。在搜捕完人们的家后，美国士兵剥光妇女和女孩的衣服，并猥亵她们……美国人想毁灭这一地区所有人的人类价值。就像沙龙（以色列总理），美国人想玷污和羞辱我们，践踏我们的尊严。美国人与沙龙一道想把我们拖进绝望和自弃，从而奴役我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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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用残忍服务于其贪婪，这一主题成为众多观察者用以解释神秘事件的关键性组织原则。“别斯兰：屠杀责任指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此文于2004年9月27日由自我认定为中立不结盟的新闻来源Voltarienet.org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登，讲述了300名俄罗斯学童死于和车臣有关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俄国军事分析家论证说可怕的事件是更广阔的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的一部分，其意在北高加索推进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报道引用了一些专家的名字。无情、贪婪、残忍和影响深远：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之“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甚至追捕孩子以满足他们对石油的贪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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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对盎格鲁-撒克逊暴行的控诉并不总是如此偏执且不切实际；事实上远非如此。但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与众不同的标记并不是对英美暴行的敌意。反对罪恶不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讲英语的世界中很多最伟大的领袖也谴责并与这类罪恶作战。在攻击奴隶制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揭露英国工厂和作坊的状况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为爱尔兰寻求地方自治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与种族隔离斗争之际，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不是反美者。众多揭露英军和美军在不同战争中错误行为的新闻记者之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主义；他们是力图拯救病人的外科医生，而不是挥舞斧头砍杀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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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英美人可能为他们国家的各种邪恶和罪行而感到震惊并进行抗争的话，外国人指出罪恶的存在，谴责并反对他们，这没有错。反对美国在越南或伊拉克的战争并不必然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相信美国印第安人未获得很好待遇，这也并不会引发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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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者，与人道主义者相反，他们绝不仅仅把这些暴行看作军事史上的事件。它们是内在的兽性的表征，是窥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灵魂的窗户——看到潜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脏之中可怕而空洞的残忍。它们不是年轻士兵一时冲动犯下的放纵、鲁莽或令人遗憾的判断错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认为它们曾经过冷静的计算，是故意犯罪，致力于获得收益，并且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揭示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常伪善地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核心中没有底线的道德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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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从家中开始。对众多观察者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以攫取海外权力的残忍反映了英美社会的内在动力，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残忍可追溯至英国历史的开始时期。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反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经典假设，写下了英国历史中“原始积累”的过程。他说，英国宗教改革、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议会制政府的兴起和英国“自由”的发展都是英国贵族用以掠夺佃农的手段。地主通过圈地运动将佃农驱离土地；城市资本主义者付给那些面临饥饿威胁的几近绝望的前佃农们难以维系温饱的极低工资。信奉天主教和坚守传统的作者，比如希莱克·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加入了马克思的抨击队伍。他们批判攻击辉格党。辉格党是詹姆斯二世颠覆者的继承人，同时它认为英国需要开明的新教主义才能通往自由和繁荣。这个批判行为以“辉格迷思”（Whig myth）而为人所知。对于反对辉格党的人来说，近代新教英国的历史是一部犯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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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许多作者都将英国宗教改革描绘成对土地寡廉鲜耻的攫取，与其说改革是受宗教驱动，毋宁说是受到英国都铎王朝统治者夺取天主教会财富的渴望驱使。贵族霸占了农民传统上对土地的权利，从而建立无情且不敬神的资本主义。在英国，他们圈起传统上的公共用地，将佃农逐出土地，从而令贵族得益；在苏格兰，1745年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即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反叛失败后，高地人被谋杀并被迫离开土地。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乔治五世统治时期，爱尔兰天主教佃农受到无穷迫害，他们的财产被霸占，并受到剥削和强制移民，甚至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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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顽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来说，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残忍服务于系统且压倒一切的贪婪，这是英美社会的主导特征。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定的地主压迫佃农、偷窃他们的土地，或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厂主剥削他的工人：为了能够运转，整个英国的土地体系和工厂体系都得建立在偷窃和剥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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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而言，资本主义，至少是在展现出凶猛的自相残杀形式的18世纪，是一个偷窃成性的不人道的体系。此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么想，天主教知识分子也从这个残忍野蛮的体系后撤，他们相信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保护和人性都被这个体系革除了。1792年，宗教裁判所将《国富论》列为禁书。显而易见，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激烈竞争，包括“公平价格”在内的一些传统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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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欧陆人关注无比贪婪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雅各宾派和拿破仑一世经验知识中的“新迦太基”。迦太基是重商航海社会；商人因其财富（那时罗马人仍为自己对物质利益的漠不关心而骄傲，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准确）和贪财而闻名于世。迦太基人也因残忍而著称；那里崇拜摩洛神，仪式包括焚烧婴儿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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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财富如此重视，当他们对他人表示赞赏时，他们会说他非常值钱，他们甚至能明确说出数目。”法国旅行者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在1802年写的《英国书信》中这样写道。[27]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就整体而言是非常赞赏的，这大大有损他在法国的声誉，但他也非常肯定地把美国人归在同一阵营。“人们常常发现热爱金钱是每一个美国人最为根本的首要或次要目标，”[28]他写道，“美国人描绘的高尚可敬的志向，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会称之为基于贪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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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更少的观察者更不留情面。对这一民族性格中不讨人喜的成分证词甚多，费利克斯·德·博茹尔（Felix de Beaujour）在19世纪早期的观察中就包含了常见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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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不浪费机会让自己发财致富。获利是美国人所有话语的主题和行为的杠杆；因此，世界上简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像美国一样在情操上更少宽宏、在灵魂上更缺崇高、柔和美好的幻觉更少，而正是这几方面构成了生活的魅力。美国人为自身利益权衡一切、计算一切和牺牲一切。美国人只生活在个人天地，只为自己而活，将无私的行动看成非常愚蠢的事情，谴责纯粹让人愉悦的才能，显示出对各种英勇和光荣理念的疏远，并且不关注历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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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相信，英美人为追求经济收益而施暴是其第二天性。确实，用这种方式思考，他们的残忍和贪婪构成了他们不讲道德原则、剥削成性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爱尔兰流亡者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为拿破仑撰写宣传材料，对英帝国进行了描绘，其中很多有趣的方面都符合今天的反对者们对美国的世界体系的指控：“一个欧洲尽头的岛屿，人口刚过1100万，横跨世界其他3/4的土地；一只脚踏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另一只脚踩在印度，它把非洲交托给未开化和奴隶制，安的列斯群岛的产品会使它进口商品的名录膨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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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用这种地位，“通过一种混杂着贸易、勒索、掠夺和朝贡的体系”，搜集商品再用虚高并垄断的价格售往欧洲，由此那些仍保持“疆域自主”的国家也被帝国“在海洋上征服了”。对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而言，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变化甚少；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几乎很难把它阐释得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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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幸存下来，拿破仑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在那儿他继续反思这个背信弃义的岛屿的短处。“在我的印象中，你浪漫而有骑士风度，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懊悔地说，显然忘记了他更早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尚的情操，他们都可以被收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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