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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评论家阿道夫·希特勒基于这种先前已存在的欧式分析，曾注意到，“美国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揭示，它一半犹太化了，另一半黑人化了”。[44]诺贝尔奖得主、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优雅地表述了这一点：“美国建立了黑白混血儿种畜场，而不是培养有智慧的精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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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欧洲人谴责美国的种族政策残忍且不公正，他们也害怕美国的非洲一面（America’s African side）的蔓延。人种潜台词在1950年《明镜》周刊一篇关于美国音乐的可怕文章中不难读到：这种来自贫民窟的淫荡而有节奏的音乐使美国青少年成为“只受音乐统治的热带丛林部落里幽灵上身的巫医”。一篇关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文章暗示，他主要对“忘形的野蛮人”和“原始人”有吸引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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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阿拉伯世界拥有憎恨美国的能力，因为它虐待黑人——并且蔑视美国，因为该国满是黑人。最近有一幅沙特报纸的卡通画以极度厌恶黑人的想象力，用老一套夸大的讽刺描绘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并用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的耳饰增强恐惧。[47]赛义德·库特卜称爵士乐“这种音乐由野蛮的丛林人创造出来，满足他们的原始欲望，他们对噪声的渴望是一方面，大量动物噪声是另一方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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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捍卫他们的音乐成就的美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海外的同盟者指出，爵士乐能使美国大众音乐最终获得智力上的声望。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未被打动：“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上升，任何因为单簧管的虚伪音符就将流行歌曲等同于现代艺术的人，任何错误地把用‘下流音符’装饰的三和音听成无调性的人，已经屈从于野蛮落后。”[49]阿多诺写道，美国大众文化“宣告容忍过度的麻木是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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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国会议员穆罕默德·哈巴什（Muhammad Habash）来说，美国大众文化的庸俗与他相信的美国生活的尼采式哲学基础有关。“我个人将他看作，”哈巴什这样写尼采，“美国行政机构的哲学家和美国政策的哲学家。”哈巴什特别援引了尼采的格言作为美国今日世界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压榨弱者、压迫弱者，粉碎他们，踩着他们的尸体攀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职责。”[50]哈巴什告诉我们，这不是对美国文化的攻击；毕竟，尼采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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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巴什而言，美国流行文化不仅仅是商业；总的来说是通过文化传播暴力和堕落来实现美国社会的尼采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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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今天通过好莱坞等方式出口，这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电影通常结束于警察喋血，而强盗抽着雪茄拥抱爱人。这一意象美化了残忍，美化了暴力，美化了因其能力和武器而胜利的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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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由来自邻近的古朱迪亚（Judea）的移民建立，这一观点尚有疑问，希特勒、斯大林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患者常常也是反犹太主义者。根里赫·沃尔科夫对英美社会“夏洛克”本质的攻击狡猾地暗示了在英语母语者的敌人中一个日益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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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的欧洲传统现在在中东地区开花结果，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党羽的不信神的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力量的上升联系起来。1290年爱德华一世迫使犹太人离开英国；他们在克伦威尔治下回到英国，尽管经常被边缘化和备受猜疑，但自17世纪以来他们在英国生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胜利进入英国政治圈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在信仰上是基督徒但公开为他的犹太祖先感到自豪，这让全欧洲为之惊讶。19世纪末，尤其是布尔战争时期，大多数欧洲舆论将这一战争解释为对有道德的农场主（布尔是一个荷兰语单词，意为农场主）的攻击，以保护犹太财阀的利益。犹太人和英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对众多观察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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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在20世纪早期出现于法国天主教和民族主义者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宣传中，并成为法国在两次战争之间的一种困扰。“离散的”“世界主义的”犹太人与离散的、世界主义旺盛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是天作之合，在那里人们只相信金钱的支配能力。又一次，美国比英国更差。当范妮·特罗洛普（Fanny Trollope）指出美国与众不同的标志时，她注意到在对收益的热爱方面，美国佬像“亚伯拉罕的儿子们”。[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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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批评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很快堕落到财阀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和价值只是门面。少数亿万富翁在幕后拉着绳子——而且这些金融家和财阀常常是犹太人。纳粹煽动者欣喜于细述这种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犹太人”串联在一起的联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罗斯福有一位犹太人财政部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娶了个犹太人。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勋爵是反犹主义者，他暴怒的父亲曾经采取行动，使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与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发生同性关系而招致不幸。他指控丘吉尔收取了犹太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4万英镑，提供了内部战争资讯，使欧内斯特爵士和他的伙伴收获了投机暴利。有一家报纸称这一情况是伪造的，道格拉斯便控告这家报纸诽谤罪，并在法庭作证，说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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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野心勃勃的杰出人物，缺钱用又渴望权力，跳进了犹太人的陷阱，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为他装修了房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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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赢得了这场带有嘲讽意味的审判，获赔1法新（1/4便士），并在怒火中继续复印了3万份小册子，指责丘吉尔受到卡塞尔影响。道格拉斯因诽谤罪被捕，案子又回到法庭，如今道格拉斯是被告。丘吉尔和这个生于德国的富有金融家之间的关系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卡塞尔投资了丘吉尔的著作和讲座的收益，给了他相当于2006年4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结婚礼物。卡塞尔也为丘吉尔在伦敦南博尔顿大街的房子装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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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显示丘吉尔一方做过不道德的事，关于丘吉尔与犹太金融家有隐蔽财务联系的谣言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令这一谣言复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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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舆论对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可能拥有的权力而感到愤怒，比对美国要求法国偿还战争债务还要气愤。在很多法国人心里“夏洛克大叔”替代了“山姆大叔”，反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合流而成令人憎恨的犹太-撒克逊权力图景，这不是最后一次。批评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欧洲人哀叹：“自此以后世界将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并受到犹太因素影响。”[55]人们现在可以在伊斯兰网站上感受到这种悲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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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不只是纳粹在新显示出来的令人惊恐的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中看到犹太人的手。犹太人在流行音乐、出版界和好莱坞的成功，有点像新一代非裔美国艺术家和企业家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打击了众多欧洲观察者，他们将它看成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综合体另一个灾难性的迹象。财阀政治和粗俗与对权力无法满足的贪婪和顽固不妥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展现在对抗他们的人面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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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蜂拥至好莱坞，许多著名工作室的领导、演员、作家都是犹太人，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能很快融入英美世界的文化权力结构，给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火上浇油，使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憎恨与对犹太人憎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这两个群体已经开始狼狈为奸，策划一些大阴谋以摧毁世界的道德品质，同时令他们的人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屈从于原始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人“文化”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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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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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憎恨美国，因为这是傲慢粗俗的海洋，耀武扬威、无拘无束的暴徒毫无顾忌地践踏脚下只有有教养的少数人才能支撑的复杂微妙的成就；他们憎恨美国，也因为这是一块充满可怕的不平等的土地，全能的财阀将沉默的穷苦大众践踏到尘土里；他们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像老派清教派一样憎恨娱乐和性；他们憎恨美国，因为在美国颓废的快乐主义中存在着商品化的色情行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既憎恨美国的好战精神和对武力的野蛮使用，同时又轻视美国人的怯懦以及他们在为信仰战斗和死亡上所表现的不情愿。美国人必须受到憎恨，因为他们对世界漠不关心，局限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中，排斥其他所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受到抵制，因为他们永远不屈不挠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轻视美国这个卑劣、枯竭和衰微的社会；人们拒绝美国，因为美国有贪得无厌的动力，富有扩张精神。美国人是天真而不谙世故的；美国人善于谄媚又狡猾。美国人是对上帝痴醉的五旬节派信徒；美国人是愤世嫉俗的犹太人的机械手，没有宗教或世俗价值观。美国人是像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这样又肥又懒的电视迷；美国人是精明残酷的商人，凭借既冷淡又邪恶的超常智慧无情地剥夺对手的财富。美国男性是鲁莽、决断迅速的牛仔，践踏所有的限制和文明规则；美国男性是女性化的懦夫，臣服于跋扈妻子的指尖。美国女人是荡妇和勾引者，轻易就和任何男人睡觉；美国女人是脸形瘦削、冷漠又刚勇好战的男人杀手，毫无女人味。美国是一块柔软却悲哀的土地，这里尽是哀鸣者和需进行十二步疗法的上瘾症与强迫症患者，他们自恋般地斤斤计较于情感问题；这里是机械性的野蛮土地，赢家吃掉输家，团结和同情在脚下被踩得粉碎。美国压迫和镇压它高尚的黑人少数族裔；美国是堕落的杂种社会，大众文化向世界易受伤害的青年人喷射出非洲的污秽。美国用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危害世界和平，不负责任地对国际体系产生威胁；美国无情且不人道地挑起战争，全世界都对它愤慨并抵制。美国是邪恶的，因为它是基要主义者和基督徒；它是邪恶的，因为它被犹太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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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的反美主义不仅是一种情绪；它包罗万象，尽管不一定一直是这样一种连贯的世界观。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和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把这和一种他们称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现象联系起来——欧洲和非欧洲的作家和政治思想家进行了诸多尝试，发展出一种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多个方面的连贯意识形态。西方主义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共享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系统化憎恨和嫌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主义者可能不会将英国或美国（或两者兼有）作为他们憎恨的这种现代性的首要来源和主导力量，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则会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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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对非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西方主义者而言，法国经常是主要的恶棍。为将德国文化从法国启蒙运动令人憎厌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反对法国文化和政治控制的阿尔及利亚叛军，反对世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天主教徒，以及既要分离教会与国家又要将教会在国家中边缘化的激进雅各宾传统，都把法国大革命（由共济会和巴伐利亚光明会协助）看作折磨人类的罪恶渊薮。再往东，俄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满是西方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或其他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眼中冷酷残忍的德国启蒙之光，保护俄国灵魂丰富的内在世界。在中亚，西方主义者需要消灭令人憎厌的俄国的西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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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世界上取代和压倒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权力，西方主义开始更紧密地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人逐步代替英国人成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想象中十恶不赦的恶魔。西方主义本身不太可能消失，但对美国的关注增强了。对西方主义者而言，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一种趋势，憎恶美国是这种趋势的最纯粹的表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会憎恶西方的其他地方，因为这部分世界充斥的美国社会价值和理念最多，最像美国；西方主义者憎恶美国，因为他们最蔑视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在这里表达得最纯粹，并且拥有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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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中也必然有反犹主义者。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憎恶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和/或以色列人是西方或美国人的同盟者；反犹主义者憎恶西方和美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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