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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显示丘吉尔一方做过不道德的事，关于丘吉尔与犹太金融家有隐蔽财务联系的谣言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令这一谣言复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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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舆论对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可能拥有的权力而感到愤怒，比对美国要求法国偿还战争债务还要气愤。在很多法国人心里“夏洛克大叔”替代了“山姆大叔”，反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合流而成令人憎恨的犹太-撒克逊权力图景，这不是最后一次。批评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欧洲人哀叹：“自此以后世界将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并受到犹太因素影响。”[55]人们现在可以在伊斯兰网站上感受到这种悲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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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不只是纳粹在新显示出来的令人惊恐的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中看到犹太人的手。犹太人在流行音乐、出版界和好莱坞的成功，有点像新一代非裔美国艺术家和企业家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打击了众多欧洲观察者，他们将它看成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综合体另一个灾难性的迹象。财阀政治和粗俗与对权力无法满足的贪婪和顽固不妥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展现在对抗他们的人面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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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蜂拥至好莱坞，许多著名工作室的领导、演员、作家都是犹太人，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能很快融入英美世界的文化权力结构，给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火上浇油，使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憎恨与对犹太人憎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这两个群体已经开始狼狈为奸，策划一些大阴谋以摧毁世界的道德品质，同时令他们的人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屈从于原始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人“文化”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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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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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憎恨美国，因为这是傲慢粗俗的海洋，耀武扬威、无拘无束的暴徒毫无顾忌地践踏脚下只有有教养的少数人才能支撑的复杂微妙的成就；他们憎恨美国，也因为这是一块充满可怕的不平等的土地，全能的财阀将沉默的穷苦大众践踏到尘土里；他们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像老派清教派一样憎恨娱乐和性；他们憎恨美国，因为在美国颓废的快乐主义中存在着商品化的色情行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既憎恨美国的好战精神和对武力的野蛮使用，同时又轻视美国人的怯懦以及他们在为信仰战斗和死亡上所表现的不情愿。美国人必须受到憎恨，因为他们对世界漠不关心，局限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中，排斥其他所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受到抵制，因为他们永远不屈不挠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轻视美国这个卑劣、枯竭和衰微的社会；人们拒绝美国，因为美国有贪得无厌的动力，富有扩张精神。美国人是天真而不谙世故的；美国人善于谄媚又狡猾。美国人是对上帝痴醉的五旬节派信徒；美国人是愤世嫉俗的犹太人的机械手，没有宗教或世俗价值观。美国人是像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这样又肥又懒的电视迷；美国人是精明残酷的商人，凭借既冷淡又邪恶的超常智慧无情地剥夺对手的财富。美国男性是鲁莽、决断迅速的牛仔，践踏所有的限制和文明规则；美国男性是女性化的懦夫，臣服于跋扈妻子的指尖。美国女人是荡妇和勾引者，轻易就和任何男人睡觉；美国女人是脸形瘦削、冷漠又刚勇好战的男人杀手，毫无女人味。美国是一块柔软却悲哀的土地，这里尽是哀鸣者和需进行十二步疗法的上瘾症与强迫症患者，他们自恋般地斤斤计较于情感问题；这里是机械性的野蛮土地，赢家吃掉输家，团结和同情在脚下被踩得粉碎。美国压迫和镇压它高尚的黑人少数族裔；美国是堕落的杂种社会，大众文化向世界易受伤害的青年人喷射出非洲的污秽。美国用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危害世界和平，不负责任地对国际体系产生威胁；美国无情且不人道地挑起战争，全世界都对它愤慨并抵制。美国是邪恶的，因为它是基要主义者和基督徒；它是邪恶的，因为它被犹太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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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的反美主义不仅是一种情绪；它包罗万象，尽管不一定一直是这样一种连贯的世界观。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和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把这和一种他们称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现象联系起来——欧洲和非欧洲的作家和政治思想家进行了诸多尝试，发展出一种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多个方面的连贯意识形态。西方主义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共享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系统化憎恨和嫌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主义者可能不会将英国或美国（或两者兼有）作为他们憎恨的这种现代性的首要来源和主导力量，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则会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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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对非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西方主义者而言，法国经常是主要的恶棍。为将德国文化从法国启蒙运动令人憎厌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反对法国文化和政治控制的阿尔及利亚叛军，反对世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天主教徒，以及既要分离教会与国家又要将教会在国家中边缘化的激进雅各宾传统，都把法国大革命（由共济会和巴伐利亚光明会协助）看作折磨人类的罪恶渊薮。再往东，俄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满是西方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或其他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眼中冷酷残忍的德国启蒙之光，保护俄国灵魂丰富的内在世界。在中亚，西方主义者需要消灭令人憎厌的俄国的西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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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世界上取代和压倒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权力，西方主义开始更紧密地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人逐步代替英国人成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想象中十恶不赦的恶魔。西方主义本身不太可能消失，但对美国的关注增强了。对西方主义者而言，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一种趋势，憎恶美国是这种趋势的最纯粹的表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会憎恶西方的其他地方，因为这部分世界充斥的美国社会价值和理念最多，最像美国；西方主义者憎恶美国，因为他们最蔑视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在这里表达得最纯粹，并且拥有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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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中也必然有反犹主义者。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憎恶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和/或以色列人是西方或美国人的同盟者；反犹主义者憎恶西方和美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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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三类憎恶现代性的人来说，美国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远胜任何其他烦恼。美国，它的文化、它的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观溢出疆域给他们造成威胁。这种威胁无所不在，全方位且令人恐惧。一位摩洛哥女权主义学者这样描绘阿拉伯男人对于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麦加被置于美国空军保护之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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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再仅仅是在地球上；他们占领了天堂和星球，统治长久。他们引诱人妻，不论她们是否蒙着面纱，借着电视的天窗。炸弹只是新主人的附带物件。巡航导弹用在大场合，造成无法避免的牺牲。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用“软件”来滋养我们：广告信息、青少年歌曲、每日科技资讯、文凭课程、要掌握的语言和代码。我们的奴役状态流动易变，我们遭受羞辱而麻木不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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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条件下，到处都充斥着现代消费经济的商品，到处都是携带当下媒体信息的电波，美国无所不在。无形中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公共舆论和精英中强大的部分都引进了“美国化”这个项目——从经济层面而言，如果不是从政治层面来说的话。帝国主义不再是有关征服或殖民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入侵，是基于消费主义的征服，有如二战后困扰法国知识分子的恐惧：马歇尔计划会使法国臣服于“可口可乐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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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穆斯林的生活空间里，还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没被美国腐化的？”埃及人塔里克·希尔米（Tareq Hilmi）如此写道。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美国运用国际体系分化、削弱和剥削倒霉的伊斯兰世界。然而，这里也有希望，它们越大就跌得越惨。引述“著名经济学家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话，希尔米期待一场迫近的金融危机和崩溃。圣公会对“所多玛”式主教的任命为相信长久以来不知为何延迟的英美巨灾现在即将到来增添了理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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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系统化的反美者把体现美国在世界上重要性不断增长的各方面看作旧有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主宰世界的“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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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不论是听取乔治·W.布什这样的政客讨论美国推进世界民主的使命的人，还是听取美国女权组织急切地在全世界推动确定模式的性别关系并决定运用美国政府的压力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的人，不论是阅读五角大楼的那些强调美国要确保没有国家曾寻求达到与之相同的军事实力的文件的人，或是关注美国商业寻求渗透新的市场同时指出美国人不顾国际反对继续主宰和控制互联网的人，非美国公民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办法来减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这一意愿能获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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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美人士来说，这些以及美国权力的其他迹象太让人不安。它们是对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一切不断增长的极大威胁。把美国的胜利等同于机器对生命的胜利，这通常是悠久的法国传统，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最好地诠释了反美观点。美国的文化和生活，即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美国主义”，是人类道路在岔离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后可怕的最终目的地。美国把人生贬损成无意义产品的消费和无意义的事件体验，人际关系把每一样有价值的东西都清空。通过电视引诱人妻、通过电影和电子游戏窃走别人的儿女，这是对非地缘的却仍然是帝国的美国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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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海德格尔把苏联和美国看作孪生恶魔：它们都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出机器、工具手段对真实人生的胜利。至少有一段时间，海德格尔行之过远，把纳粹德国看作让欧洲脱离孪生威胁的最好、最高贵的保护者。就像莱顿和年轻的德国松鼠爱好者，海德格尔害怕可爱的棕松鼠落入富有进攻性的黑松鼠的爪间。纳粹德国倒台后，海德格尔总结道，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罪恶加起来也不敌美国人危险；他希望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话会打通建立有效反美同盟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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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德格尔的观点在众多欧洲和拉美反美主义者中仍占主流地位，不论他们属于左翼还是右翼；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尽管思考进程略有不同，但结论相似。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的绿党、色彩斑斓的各类后现代激进主义者和激进的穆斯林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把他们联合起来，只有一个议题能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以色列和美国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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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奥萨马·本·拉登向美国人民发布了一条消息，总结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犹太盟友）的敌人和反对者数世纪来认可的大多数主题。本·拉登发表了一份翔实丰富的控告，将美国人称作“婚外性交、同性恋、麻醉、赌博和高利贷的”民族，“人类历史上可见的最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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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违背了上帝的权柄。高利贷这一美国经济的基石允许犹太人操控媒体，并使美国人成为他们的仆人。美国人将淫乱等同于个人自由——这使克林顿总统在总统办公室的不道德行为未受惩罚。美国人赌博。他们剥削妇女，像对待消费品，却声称支持妇女的解放。商业化、商品化的性渗透在美国经济和文化中。美国科学家发明和传播艾滋病。美国的核污染在毁灭世界——并且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批准京都协议。美国政治只是假装民主；事实上它是财阀体系，犹太人在幕后拉着线操纵。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充满暴力的社会，把核武器投向日本是众多罪行中的一种。美国的伪善无可比拟；美国民主为有特权的白人专设。美国不尊重国际法，尽管它推动其他国家贯彻这类法律。“9·11”后的《爱国者法案》和其他严厉措施完全展示了美国声称捍卫人权的伪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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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美主义在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中已经取代恐英心理成为主导范式，海象和木匠，连同犹太人仍在世界上有着诸多想象的海滩上出没。提到英国和美国，本·拉登对一位采访者这样说：“这两国的政策对伊斯兰世界最具敌意，这一点众所周知。”[59]他随后回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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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在斗争中有两方，一方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世界十字军，由美国、英国和以色列领导，另一方是伊斯兰世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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