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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联盟内部，英国是获益者。当荷兰舰队载着它的执政在1688～1689年成为英格兰国王时，两个国家大略旗鼓相当；1713年，正在崛起的英帝国明显取代了荷兰共和国成为联盟里的高级合伙人。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协助英国人防御他们的德国和日本敌人，领导美国取代英帝国成为海洋体系中的领袖国家，再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灵巧地运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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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上将论证说，在这些战争中，海权是英国对其荷兰盟友和法国敌人取胜的关键。荷兰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极度需要保卫祖国免于法国入侵，这迫使他们把兵力集中于陆上，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兵力给舰队。英国人没有这一问题，并且相较于荷兰，他们的海军优势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在威廉的战争委员会中，英国海军将领比他们的荷兰同僚更具优势，海军战略趋向遵循英国人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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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荷兰一样，法国遭受了战争中资源分裂的创痛。路易十四因他自己陆上的沉重任务而分心，不能有效地集中力量建立海权，不然他本可在海洋上打败不列颠，令法国而不是英国成为新兴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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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春，法国船只将詹姆斯二世载往爱尔兰，然而在爱尔兰战争的最紧要阶段，法国海军害怕海上战争，未能增援詹姆斯二世蹒跚的远征。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升级期间，法国海权逐渐衰落；法国的贸易受损、资金短缺，最终迫使路易十四缩减了海军的必需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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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于1697年，这是用妥协换来的和平，但英法之间的竞争才刚开始。仅几年之后，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这一情势更为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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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剧本中找到一个点子，并将巧妙的谱系主张与复杂的政治策略结合在一起，当不断衰落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于1701年死去，路易十四的孙子被指定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时，这场战争便开始了。因为极度恐惧虚弱却巨大的西班牙帝国与咄咄逼人的法国联合，英国加入奥地利、荷兰和大多数德意志侯国的阵营，卷进另一场世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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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中，法国的结局并不好，杰出的联盟将领马尔博罗公爵与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在陆地上协助击败法国军队时尤其明显，尽管此时法国舰队已从海上消失。虽然英国国内的政治争论和联盟国家内的争吵让法国摆脱了失败的最坏结果，但终结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对英国而言却是伟大的胜利，对荷兰而言也是这样，即便程度上差了一些。不仅路易的孙子被迫分割他在欧洲的继承权，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众多额外领地——这足以削弱法国的综合地位，而且海权使英国得以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主要的收益。荷兰则乐于见到西班牙属荷兰（现为比利时）转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实施力度微弱得多的控制，这消除了法国入侵对荷兰本土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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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收益是在海上，英国把它们都赢了。《乌得勒支和约》将直布罗陀给了英国，在地中海区域的那时和现在它都是海权的关键所在。英国也轻松得到了米诺卡岛，这是个有用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在北美它的战利品更大，法国抛弃了加拿大的重要部分，同意英国对其他大部分领地的要求。战争使荷兰和法国都无暇顾及其他，却促进了英国在印度权力的稳固增长。在南美，英国接受了道德上可疑但经济上有利可图的西班牙钦颁贩奴许可证（asiento），这一向西班牙殖民地输入奴隶的特许事实上开放了其他巨大的贸易机会。从这一时期开始，英国在争议中逐渐取代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这一进程缓慢却不可阻挡。类似的是，战争巩固了英国与葡萄牙的关系，英国贸易商乐于享受与葡萄牙领土之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日益紧密且有利可图的关系。同时，战争中形成的法属州的金融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法国与以前相比，更不可能维持与英国的海军竞争，何况英国的经济优势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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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为最终以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结束的谈判做好准备时，路易十四的首席外交大臣警告道，允许英国在太平洋拓展任何有进取意义的前哨都会是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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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确信，不论一块地方在今天是多么荒芜……一旦它到了英国人手里，人们将会看到那儿在几年内就会有大量居民，完工的港口，欧洲和亚洲产品最大的转口埠，在那儿英国人把产品供应给秘鲁王国和墨西哥王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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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午夜梦魇随着新加坡和香港的建成而最终成真，这些城市由英国人建造，为太平洋提供了新的能源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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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体系的2.0版本成型，它在荷兰的设计上增添了一些新特色。其一是均势的概念。在这一多极对抗的时期，该词语首次出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均势成为欧洲政治体系的基础建筑模块。《乌得勒支和约》中曾提及的欧洲均势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合法原则；在需要保存它时，国家有权利甚至事实上是有义务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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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而言，欧洲均势的建立是一个主要的战略胜利。受到与之竞争的大陆国家的困扰和挑战，英国的潜在竞争者总在陆军与海军两边分散资源。英国拥有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海军的保护，可以确保其海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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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任何企图挑战英国全球海洋秩序的欧洲国家不得不先打败欧陆上的所有对手及潜在的对手。当这些战争进行时，英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英国援引均势原则可能或将会出手干涉，这使强大的欧陆国家主导欧洲进而开展征服全球的事业变得困难，甚至并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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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现在，英美在欧洲的外交都遵循如下路线：加入或组织更为弱小的国家反抗最强国家的联盟。杜鲁门总统在冷战初期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踢走了我们二战时的盟友苏联，将弱小的西德纳入我们的新联盟中，他所遵从的外交战略第一任马尔博罗公爵非常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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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将这种传统的英国进路全球化，典型的表现是在任何地缘政治学中成为更弱小国家的同盟，倡导这些国家反对最强的国家。例如，今日美国继续致力于促进亚洲稳定均势的出现，与越南这样的旧敌人培育伙伴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看作亚洲均势的巨大威胁，与能结盟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进行平衡，中国和日本都被纳入这一联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9年，美国的路数有所改变，遵从同样的均势逻辑，与中国联合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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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均势是具有普遍性的元素；不仅是英国、美国和荷兰，所有国家都曾运用这一元素。然而，在海洋体系中它显得尤为独特，海权强国将它与全球战略相联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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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的统治开始，英美战略的首要目标便是全球性的。欧洲的均势将英国和美国从相邻区域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两个国家不像德国和法国，随着战争的胜负改变来回交换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省份。对英美人来说，巨大的奖赏是拥有和维持全球体系的建构，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和安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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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17世纪晚期就预见到此后越来越清晰的图景，即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并非欧洲战场上的优势。这与其说是源自深层战略反思，不如说是历经国内政治中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尝试、错误和挣扎后得出的经验。中世纪英国国王为诺曼底与安茹这样的领地与他们的法国对手交战。这类目标日益被他们的近代继承人看作原始而无用的；近代英国国家的帝国建设目标有时是半自觉的，有时是坦率承认的，它不再只是征服一片领地，而是要更新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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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世界帝国基础的英国人将欧洲的竞争对抗更多地看作战略资产，而不仅是一场竞赛。让法国和普鲁士公爵在莱茵河上一决雌雄；让奥地利和普鲁士两相争斗，血战西里西亚这一不规则、略呈腊肠状的领地，这块地如今属于波兰，面积大致相当于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相加。当那些国家忙于互相争斗时，英国会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把所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正如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的首相、纽卡斯尔-泰恩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Thomas Pelham-Holles）曾评论的那样：“世界每个地方对我们都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臣们应该以各种方式对全球进行考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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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人的战略思考中，这是一个包括众多剧场的世界。所有剧场通过海洋连接起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选择世界的建筑模式。英美国家主要的野心不是主宰一个特殊的剧场，而是主宰全世界所有剧场里演员们的生活环境的结构模式。欧洲政策、亚洲政策、非洲政策、中东政策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其是控制把这些政策捆绑在一起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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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可以，海象和木匠就会寻求主宰全部地区和半球——英帝国在印度，美国在西半球。但如果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基于可行成本的不可能，在一些关键的战区它们乐于接受均势。世界强国不需要主宰每一个地区来确保它的目标。一些战区可以忽略，另一些战区可以允许对手或伙伴控制。在一些战区，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体系；在其他战区，有利的均势能确保国家的关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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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汉的认知中，海权不仅仅是海军。它不仅是对战略性贸易线路的控制，还意味着运用海洋的流动性建立一个全球体系。它建立在经济联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意味着运用作为离岸强国的战略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免于与强大邻国的陆地实力竞争和作对，从而建立权力战略，使其他国家不能与之对抗。它还意味着运用对海洋的掌控建立殖民地，而殖民地的财富和成功又巩固和强化了母国。它牵涉到发展一个相对容易建立的全球体系，这种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被证实是很难去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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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和约》的结果是，在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法案》之后被大家所知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崛起成为海洋体系的领导国家。另一个世纪的战争会将这一体系投入测试，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失败令大不列颠成为这一世界毫无争议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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