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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现在，英美在欧洲的外交都遵循如下路线：加入或组织更为弱小的国家反抗最强国家的联盟。杜鲁门总统在冷战初期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踢走了我们二战时的盟友苏联，将弱小的西德纳入我们的新联盟中，他所遵从的外交战略第一任马尔博罗公爵非常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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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将这种传统的英国进路全球化，典型的表现是在任何地缘政治学中成为更弱小国家的同盟，倡导这些国家反对最强的国家。例如，今日美国继续致力于促进亚洲稳定均势的出现，与越南这样的旧敌人培育伙伴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看作亚洲均势的巨大威胁，与能结盟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进行平衡，中国和日本都被纳入这一联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9年，美国的路数有所改变，遵从同样的均势逻辑，与中国联合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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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均势是具有普遍性的元素；不仅是英国、美国和荷兰，所有国家都曾运用这一元素。然而，在海洋体系中它显得尤为独特，海权强国将它与全球战略相联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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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的统治开始，英美战略的首要目标便是全球性的。欧洲的均势将英国和美国从相邻区域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两个国家不像德国和法国，随着战争的胜负改变来回交换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省份。对英美人来说，巨大的奖赏是拥有和维持全球体系的建构，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和安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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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17世纪晚期就预见到此后越来越清晰的图景，即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并非欧洲战场上的优势。这与其说是源自深层战略反思，不如说是历经国内政治中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尝试、错误和挣扎后得出的经验。中世纪英国国王为诺曼底与安茹这样的领地与他们的法国对手交战。这类目标日益被他们的近代继承人看作原始而无用的；近代英国国家的帝国建设目标有时是半自觉的，有时是坦率承认的，它不再只是征服一片领地，而是要更新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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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世界帝国基础的英国人将欧洲的竞争对抗更多地看作战略资产，而不仅是一场竞赛。让法国和普鲁士公爵在莱茵河上一决雌雄；让奥地利和普鲁士两相争斗，血战西里西亚这一不规则、略呈腊肠状的领地，这块地如今属于波兰，面积大致相当于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相加。当那些国家忙于互相争斗时，英国会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把所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正如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的首相、纽卡斯尔-泰恩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Thomas Pelham-Holles）曾评论的那样：“世界每个地方对我们都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臣们应该以各种方式对全球进行考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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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人的战略思考中，这是一个包括众多剧场的世界。所有剧场通过海洋连接起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选择世界的建筑模式。英美国家主要的野心不是主宰一个特殊的剧场，而是主宰全世界所有剧场里演员们的生活环境的结构模式。欧洲政策、亚洲政策、非洲政策、中东政策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其是控制把这些政策捆绑在一起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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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可以，海象和木匠就会寻求主宰全部地区和半球——英帝国在印度，美国在西半球。但如果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基于可行成本的不可能，在一些关键的战区它们乐于接受均势。世界强国不需要主宰每一个地区来确保它的目标。一些战区可以忽略，另一些战区可以允许对手或伙伴控制。在一些战区，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体系；在其他战区，有利的均势能确保国家的关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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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汉的认知中，海权不仅仅是海军。它不仅是对战略性贸易线路的控制，还意味着运用海洋的流动性建立一个全球体系。它建立在经济联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意味着运用作为离岸强国的战略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免于与强大邻国的陆地实力竞争和作对，从而建立权力战略，使其他国家不能与之对抗。它还意味着运用对海洋的掌控建立殖民地，而殖民地的财富和成功又巩固和强化了母国。它牵涉到发展一个相对容易建立的全球体系，这种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被证实是很难去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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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和约》的结果是，在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法案》之后被大家所知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崛起成为海洋体系的领导国家。另一个世纪的战争会将这一体系投入测试，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失败令大不列颠成为这一世界毫无争议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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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回合的军事斗争始于1739年。据称西班牙军官们此前曾登上一艘在西班牙掌管的海域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商船，并割掉了船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一只耳朵。当愤愤不平的船长在下议院会议中挥舞着一只装着他的耳朵的罐子时，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别无选择，只能对西班牙宣战。东拉西扯、断断续续的詹金斯耳朵之战没留下什么持久的影响；伦敦的波特贝洛大街以英国军队在巴拿马的一场最终被证明没有意义的胜利而命名。殖民地年轻的爱国者劳伦斯·华盛顿（Lawrence Washington），未来美国总统同父异母的兄长，以舰队司令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爵士的名字将家族位于弗吉尼亚的居所命名为弗农山庄，这位爵士赢得了波特贝洛战斗，一场庆祝弗农捷报的宴会为歌曲《天佑吾王》提供了首次演奏的机会。然而，直到18世纪末，这首歌曲才代替更为传统的《古老英格兰的烤牛肉》而成为流行的国歌，詹金斯耳朵之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这场战争逐渐融入另一场规模更大、从英国的立场来说几乎同样没有意义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奥地利在饱经摧残和杀戮后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战争期间，小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es）与一小群支持者成功到达苏格兰；他煽动高地部落对英格兰发起不顾一切的攻击，迫使在欧洲的小股英国军队惊惶回撤，但法国舰队太弱小，不能支持他，这一冒险落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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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国所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法国重整旗鼓，试图建立与之对抗的世界体系。自早年并无希望的起步以来，英国权力在印度发展得相当快。英国东印度公司打造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贸易王国，这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随着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7]贸易站点的巩固，英国人期待利润和权力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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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是问题所在。法国在英国之后很快来到印度，建立了贸易点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关系。至1740年，尽管法国贸易规模仅为英国的一半，却也相当可观，在重要的印度土邦朝廷，精明能干的法国贸易商与英国人为获得青睐和影响而展开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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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强大的莫卧尔帝国在迅速衰落，武器装备更精良、组织和训练更好的欧洲军队在众多印度土邦面前显示出不断扩大的军事优势。英国或法国会在未来的印度发挥引领作用，这变得很明晰——但不明晰的是，两国中谁会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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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也是一样，法国人已经从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蒙受的损失里恢复过来。从人口数量和总体经济发展来看，位于大西洋海滨的英国殖民地迅速超过了位于加拿大的法国殖民地。即便如此，法国探险家依然在地图上标出了有战略意义的密西西比和俄亥俄河谷大部分地区，同时讲英语的殖民地仍然占据着沿海的平原。对英国忧心忡忡的战略家和法国的乐观主义者而言，有了印第安盟友的帮助，法国会成功地在密西西比和俄亥俄殖民，从而将英国人牢牢限制在沿海的狭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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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全球权力的增长也在加勒比地区有所反映，蔗糖种植园对奴隶的残酷剥削造就了那个时代主要的经济引擎之一。法国在拉丁美洲的属地肥沃而广袤，法国糖很快便在欧洲市场上驱逐了英国糖。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贸易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繁荣昌盛的法国前哨，比如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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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军队以及他们的土著盟友开始在全世界发生碰撞，在印度和北美都发生了冲突。美国人所称的法国-印第安战争始于1754年，由青年军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率领的北美殖民地军队与法国卫戍部队在俄亥俄河附近交火。战争中的第一场战斗于7月3日在大雨中爆发。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法国人迫使陆军上校华盛顿在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降——很讽刺的是发生在7月4日。法国媒体后来贬损他为懦夫，所为与战争法则相反。华盛顿穿山越岭撤回到他在弗吉尼亚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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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舞台上的冲突令法国相当满意，这还是第一次。羽翼未丰且缺乏组织的美国殖民者不能组织有效的军事行动；专业的英国将领不熟悉前沿战争的地形和条件，这导致他们臃肿的军队接连失败。1755年，华盛顿又一次与爱德华·布雷多克（Edward Braddock）将军越过山岭，但7月的另一场压倒性的失败又一次把他遣回弗农山，他的军事记录与弗农司令在波特贝洛的记录相比相当令人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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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遥远殖民地的战斗擦出火花，落在欧洲的场域中，这里炮火已蓄势待发。以往并不引人注目的普鲁士王国崛起进入强国范畴，这动摇了欧洲的国际关系。法国和奥地利从前是死敌，但它们克服了彼此的分歧，要与俄国并肩粉碎普鲁士这个暴发户。如果它们成功的话，这一联盟将把欧洲集结到反对英国力量的领导之下。在帮助普鲁士的同时，英国需要保护其海外帝国免受法国侵扰。战争蔓延开来，1756年5月，英国对法国宣战，战争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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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北美的胜利持续到1755年，但当战争蔓延到全世界时，新的英国领袖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即老皮特）决定集结海洋体系的所有资源对法国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老皮特是特殊时刻的特殊人物。他因是“伟大的平民”而为人所知，不像那个时期其他主要的英国政治家，他没有、显然也没有寻求一个贵族头衔，他进入公众视野是在接任主计大臣之后，这是英国政府里最有利可图的职位之一——他立即招摇地拒绝了随同这一职位而来的巨额惯例性贿赂、酬金和其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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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皮特不仅支持更为现代、有效和精英统治的国家，而且对全球战略和海洋体系有自己本能的理解。皮特的家族财富由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奠定，此人到印度进行非法贸易，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出奇愤怒的公司代理商对这个无照经营者施以罚款和监禁，但他非常坚定且精明，以至于公司最后让步了。他们让狐狸负责鸡舍，任命其担任公司马德拉斯据点的主管。在那里安顿下来后，托马斯·皮特买了一块410克拉的钻石，尽管这块钻石有着跌宕起伏的过去（他从钻石持有者那里买了钻石，出售者是从一个英国船长手中买下，船长是从一个奴隶那里偷来钻石，而那个奴隶则是把钻石藏在腿上的伤口中从矿坑里偷运出来）。托马斯·皮特把钻石出售给法国摄政王（切割成136克拉），获得了一笔丰厚的酬金，摄政王则把钻石镶嵌在法国的王冠上。这颗钻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失窃，后来又重新找到，拿破仑把它镶在他的剑柄上。今人在卢浮宫仍可见到这颗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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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印度获得的财富，托马斯·皮特很快成为托马斯爵士，获得了对老塞勒姆有名无实的选区的控制。这里曾是一座繁荣的城镇。自安妮女王时代始，老塞勒姆主要包括一些无人居住的遗址，分散在靠近巨石阵的长满草的小山上。幸运的是，它虽然人口稀少，但仍在下议院中保留了一席位置。实际上这个席位成为皮特家族的财产，确保威廉·皮特可以沉着镇定地面对选民，而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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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意味着英国在1757年有了这样一位首相，他了解开放社会和自由的资本主义企业如何使一个国家及其公民在全球竞争中获胜。他明白这一经济权力如何才能转变成为军事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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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从未有人具备这一能力，老皮特了解英国权力的完整形式和本质。他明白他在打一场世界大战，英国的两大优势是它的全球海权和繁荣的经济。他决定用一个优势去发展另一个优势，向英国人征收前所未有的重税，利用英国的信用等级和金融市场拆借巨额资金，这令同时代人难以相信。他耗费巨资把英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效率带上新的巅峰。一方面，他慷慨地补贴英国的盟友、孤注一掷的普鲁士在腹背受敌的欧洲中幸存下来；另一方面，他命令军队和舰队向世界大战的主要剧场印度和美国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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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敌人破产同时粉碎敌人，这是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对付苏联的战略。里根通过制裁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经济打击苏联利益；他为苏联自中美洲到阿富汗的敌人和对手提供军事援助。在进行这些行动时，他发起苏联不可能赢的高科技军备竞赛。美国经济成为战争的决定性武器，英国在皮特领导下对法国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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