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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6章 世界是他们的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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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威灵顿（Wellington，即阿瑟·韦尔斯利）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精心安排了对拿破仑的终极击溃，彼时拿破仑又一次试图入侵低地国家；作为英帝国在大西洋彼岸的强大衍生物，美国慢慢认识到了在英国海洋体系内运行的得益，并迅速成长和工业化。尽管19世纪后期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领先优势开始缩小，但美国的进步和发展势头强劲，这令英语世界继续居于世界权力和大事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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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工业强国和世界强国，英国资本和英国贸易率先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大规模地拉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移民填充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征服者、管理者和投资者改变了印度，英国商人和海军拆毁了中国为保持一成不变的古代生活方式而建立的壁垒。在新世界，当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巩固了新帝国时，英国的影响力协助摧毁了拉丁美洲广袤的西班牙帝国。在这两个地区，随着老殖民宗主权力的逐渐衰落，英国投资、英国贸易和英国政治影响力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全世界，英国传教士开始在最不可能传教的地方传布福音；今天基督教成为一种全球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从那时开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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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们今日世界的基础已被充分、真正地奠定，英国人利用了他们在滑铁卢战役后的机会，开始开凿文化、经济和政治通道，世界事务很大程度上即在这些通道中流动。美国人熟悉他们自己国家在19世纪西进扩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故事，不过有必要将这些故事放到美国在海洋体系中权力崛起和影响力增强这一广阔的背景中考察。在这海洋体系中美国的权力扩张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但只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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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两个有关联的历史走势，它们对今日政治具有深远影响。一是从英伦诸岛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洪流；二是在不断扩张的英帝国内外，空前巨大的投资浪潮使世界越来越多地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更紧密。两股洪流汇聚起来，帮助建立了重要的新兴地缘政治实体，并增强了环绕全球的海洋体系。盎格鲁势力范围，即一组人口中显著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社会价值和文化主要由盎格鲁-撒克逊价值形塑的国家，仍然在世界政治中保持重要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从始至终都和英国并肩作战；所有讲英语的国家在冷战期间也是如此。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中都派遣军队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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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行了有意识的努力，以避免曾经导致了美国革命的错误再次发生。从加拿大开始，英国制定了规划，给予海外不断发展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当年美国殖民者费尽力气也没有获得的权利。此后再也没有一个讲英语的“女儿”社会运用武力脱离母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在危险来临之际可以依靠这些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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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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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出海流亡到遥远的英国前哨圣赫勒拿岛的时候，英伦岛屿之外唯一蔚为可观的讲英语人群是由美国公民组成的，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于1812年向英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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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被英帝国称为“白人的领地”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彼时还不存在。作为帝国未来南非殖民地核心区域的开普殖民地，是最近才从荷兰人那里抢来的。当地居民不论肤色如何均不通英语。印度本土的英语社区还没有建立；没有多少印度本地居民学会了最近一波帝国主义入侵者的语言，以在次大陆建立新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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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地方和其他地方，1689～1815年英法战争和1914～1945年英德战争之间的漫长间歇期见证了一系列特别的进步。在世界历史的传统叙述中，这经常与同时期几乎完全独立且并不引人注目的欧洲帝国主义插曲混为一谈。这就像马克·吐温所说的，把闪电和萤火虫混为一谈。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都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殖民地；法国人建的更多一点，但并没有多太多；而英国人则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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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帝国和其他带有试探性质的冒险国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讲英语的自治殖民地的兴起。就像已脱离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19世纪的英国殖民地有着不同的历史，建立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但这几乎是在美国早期移民登陆马萨诸塞两百年后出现的第二波殖民浪潮，是英国继续在世界上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记的方式之一，彼时英国人已经在他们对抗法国的系列战争中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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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大约有9万名保皇党逃离美国，大多数定居于加拿大滨海诸省，这些来自美国的政治难民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属加拿大的兴起。（并非所有的人都留在了那里，不过“迟到的保皇党人”[1]直到1812年还在涌入。）但直到海上安全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得以重建，从英国到加拿大的大规模移民潮才开始——甚至直到1830年前后，工业革命造成的经济混乱仍令众多英国人试图在新的国家碰碰运气。在众多移民仍选择在美国生活之时，大量的移民涌向加拿大，并越过魁北克和蒙特利尔进入内地，到达今天加拿大英语区的中心地带——安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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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加拿大都是成长最为迅速的殖民地，经常被称作“第二大英帝国”。为此，也因为在这些鱼龙混杂、有时候牢骚满腹的人群中存在着不安定的预兆，加拿大事务促使英国人认真思考新的方式来组织海外殖民地。1838年，杜汉伯爵（Earl of Durham）在一系列叛乱之后被派遣到加拿大。同行的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一个被判刑的重罪犯，他曾因引诱一位年轻的女继承人与之私奔而在监狱里服刑三年。这场婚姻由议会法案宣布无效，韦克菲尔德入狱，这是他第二次犯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底线更高，本应禁止韦克菲尔德继续在公共视野范围内任职，但作为杜汉伯爵的职员之一，他有能力把他的观点放进有影响力的《杜汉报告》中，而这份报告引导了下一世代英国的对加政策。韦克菲尔德，还有他不那么张扬的写作伙伴查理斯·布勒（Charles Buller）和杜汉伯爵告诉英国当局，过渡到责任政府是让加拿大人和平留在帝国之内的途径。不仅如此，这样做还会让英裔加拿大人站稳脚跟，让美国人出局，让法裔加拿大人倒下，就像英国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评述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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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这三个目标上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到1867年时，加拿大开始形成一个由亲英、以英语为母语者主导的联邦，对自身事务负责。从那时起直至现在，盎格鲁-加拿大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都公认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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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成为一个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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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对最小、起步最晚的新英语国家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影响力。1838年，当杜汉勋爵致力于在加拿大安抚愤怒的印第安人、法裔加拿大人和爱尔兰反叛者时，只有不到300人的欧洲移民生活在今天被称为新西兰的地方。原有的波利尼西亚居民毛利人设法组织足够凶猛的抵抗，这样他们可以强迫英国人承认他们实质拥有的土地和政治权利；19世纪40年代，殖民地一直在开拓，尽管偶有冲突；基督城和奥塔戈这两个殖民地尤其受到韦克菲尔德等人在殖民领土内培植的英国文化这类理念的鼓舞。基督城以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命名，人们打算把它建成圣公会城镇的典范，并拥有主教。奥塔戈是苏格兰国教会（苏格兰长老会）的城镇，有着相似的规划。主教很快就不愉快地离开了，但两个殖民地繁荣发展，仍然保留着一些原来的特征。到1852年时，尽管讲英语的人口仍很少，但这里已经开始要求“地方自治”。这项要求获得了通过；和加拿大人一样，新西兰人最后拥有了他们自己的议会和法律，同时仍是更广阔的讲英语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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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英语社会在澳大利亚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革命的后果。一旦大西洋殖民地独立了，这些地方就不再适合作为罪犯流放地。英国法律规定了超过200种的死刑罪，加上大量不安分的、经常无法无天的贫困人口，由于没有能力建造或支撑足够多的监狱来容纳所有罪犯，英国当局急于为判处“流放”的罪犯找到新的放逐地。还有什么地方比澳大利亚更适合安置他们——离英伦诸岛如此之远？殖民地会为英国海权在南太平洋提供基地则是一个附加考虑因素。1787年，第一艘从伦敦开来的船载有730名罪犯。到1830年时，超过5.8万名罪犯加入了这一行列，包括8000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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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继续涌入，其中有一般刑事犯，也有与爱尔兰及工人起义等不同事件有关的政治犯，这意味着即便按照边陲社会的标准，早期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和统治也是野蛮而严酷的。“叛舰喋血事件”中的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担任过一个任期的总督；诺福克岛上的监狱是这个星球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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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是如此严酷和希望暗淡，然而另一个拥有责任政府的自由社会成长起来。甚至在母国政府停止船运罪犯之前，英国议会就决定不再重复失去美国的错误，给予澳大利亚省级议会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利。在这里，当有组织的殖民者以家庭为单位在澳大利亚南部大多数地方居住发展，爱德华·韦克菲尔德的理念又一次结出果实。19世纪中期的掘金潮威胁并淹没了澳大利亚生活中有利于家庭生活的那一面，因为全世界的流浪汉和梦想家冲进了金矿，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经济、人口和犯罪率的增长。然而负责任、民主的自治和自我监管（警察曾经一度集体流失去挖金矿）很快恢复了秩序，澳大利亚继续着它鲁莽的进步，走向全面自治，成为全世界最民主、平等的社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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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抓住衍生的讲英语社会对海洋体系权力和财富的重要性，人们必须考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提供和仍在提供的战略深度与资源。除此之外，还有这些遥远、广袤而又富有的国家带给这一体系的资源和贸易。18世纪，来自美国的木材、沥青和焦油使得英国船只占据优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黄金是英语世界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它带给这些国家长期的经济优势，人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这一优势的影响。美国南方的棉花、加拿大和美国北方的麦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肉和羊毛：丰饶的资源和机会倾泻在英语世界深感震惊的居民身上，推动这些国家的富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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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为海洋体系奉献了更多。去往这些地方的通路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出口，否则那些对本土的不满者可能会威胁国内的稳定。那些最有能力和希望的人（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也是最危险的人）发现了让他们出发到新殖民地的路，在那里他们不仅成为社会栋梁，而且成为海洋体系的坚定支柱。1812～1914年，2000多万人离开英伦诸岛移民海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定居美国，余下的人中绝大部分则去了白人的领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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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土地所蕴含的希望召集了世界上一些最有能力、最勤奋和最有事业心的人离开家乡，在英语世界建立新的家园。数千万的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挪威人、瑞典人、葡萄牙人、墨西哥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蜂拥到英语世界——现在仍然如此——把他们的能力和雄心放进了普通股的股本里。直到今天，海外英语社会容纳和同化全世界大量移民的能力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保持其力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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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哈布斯堡、波旁和波拿巴王朝的胜利令此成为可能，英语世界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强权。并且，当英语世界开始收获征服所带来的财富和机会，海权国家也变得更强大、更富有，它们的全球地位变得更值得艳羡，并且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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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受害者。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土著、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甚至相对幸运的新西兰毛利人很可能希望海象和木匠从未离开过肯特郡的海滩。如今，乡愁和神话的美丽光芒柔化了移民和放逐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情势，那时数百万受饥荒困扰的爱尔兰人和全欧洲因失去产业而忍饥挨饿的佃农被推向这些地方，我们不能无视这些移民在登陆后所经历的剥削和困苦，不论他们是在蒙特利尔、埃利斯岛、悉尼还是奥克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歧视和排外限制了亚洲移民抵达这些传说中的土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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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世界中，圣洁的城市确实光芒四射，但无可辩驳的是，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词来说，它们“即使泪眼模糊，依然美景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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