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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41 富有、自由,却也冷酷、不人道,这就是东方对西方的看法。这是欧洲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通常看法,这是世界大部分地方对欧洲的看法。这是泰国农村对曼谷的看法,这是斯威士兰对约翰内斯堡的看法,这是意大利南方人对米兰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今天中东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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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43 这就是西洋崇拜者在他们憎恨和恐惧的西方所看到的;这就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在谴责英美的全球霸权和影响力时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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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45 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像瓦格纳的一部歌剧中阿尔伯利希抢夺莱茵河仙女的黄金时所接受的交易:无论谁拥有黄金,都必须弃绝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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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47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相互疏离的社会,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社会批评家已经说了几百年。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冷酷”,乡村比城市更温暖,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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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49 当这种前进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比他们所喜欢的环境更冷酷、更危险、更不友好的氛围之中。欧洲数百万中东和北非移民发现他们的新家园根本不符合他们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感知。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在从盎格鲁-撒克逊高地资本主义吹来的寒风中退缩。在全球竞争的寒风中,美国人气喘吁吁地把自己裹得更紧,这让美国经济一直是一个更牢固、要求更苛刻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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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51 简单的世界精神图谱让我们重述对海洋秩序崛起的疑问。英语国家是如何成为全球车队的先锋?它们到达后是如何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的?为什么它们要开展这段旅程?它们如何忍受寒冷?答案似乎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在近现代历史的黎明中,英语世界是某种具有全球效应的金发姑娘。奥利弗·克伦威尔会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或是幸运,或是上帝之旨意,英国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有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正确配合。另一方面,是复杂得多的部分,解释了金发姑娘自欧洲近代的黎明至21世纪如何设法维持她的领先地位,并令此地位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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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53 做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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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55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现代世界处于一场伟大革命的边缘:资本主义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由市场;黎明时分已有买家和卖家。相对于个体经济变化,资本主义更重视大规模生产性和金融性资源。在传统商品经济中,金融和借贷是必需且复杂的业务,但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是这一体系的心脏——许多人会说这是一颗冷酷的黑心,但尽管如此,心脏就是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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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57 押在向着资本主义进发的比赛上的赌注是巨大的。任何掌握了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和骑上资本主义发展这头老虎的国家会获得超过其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积聚大量财富,并且成为一个强国。意大利城邦国家似乎是第一个展现出资本主义动力的社会:威尼斯和热那亚成为强国;其他城邦国家发家致富,足以扶持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化繁荣。面积微小的荷兰比城邦国家大些,先是击退了西班牙,然后是法国;在其巅峰时刻,荷兰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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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59 近现代世界早期有许多文化和文明徘徊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边缘。学者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完全靠内因的话,是否会转型?何时会转型?除了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的城邦国家于16世纪出现了跳跃到资本主义的迹象。西班牙的世界帝国依赖于意大利银行家的资本主义技能。[3]如果法国没有分心于宗教战争,它很可能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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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61 英国不是第一个敢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但它设法挤到了队伍前面,然后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原因,其中许多和运气有关。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是金发姑娘,享受一系列有利的条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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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63 当时,英国的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谈不上有利。它处于欧洲文明的寒带和半冻带边缘,其港口远离地中海和经过好望角的南大西洋航线这些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多风暴的北海海岸只提供了通往北美荒地的便利交通,没有大规模的、脆弱的、富有黄金的帝国等待采摘,没有贮量丰富得难以置信的矿山等待开采,没有香料作物在友好的港口和海湾散发着芬芳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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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65 然而,随后的岁月证明英国人拥有了这个星球最好的不动产。它们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因有力且危险的敌人而保持高度警觉。中国皇帝是所有他自己能测量到的土地的主人;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文明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更为自信、更为先进,连续不断的蛮族入侵都被中国强大有力、自命不凡又自给自足的文化所吸收,在这种情境中,中国变得满足于现状。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也同样富有和强壮到足以忽略那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他们的帝国有许多需要向邻居们学习的地方。即使他们针对基督教欧洲的进攻陷入停滞,西方小国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的可能性也还是可以被安全化解。颠覆性的发明如印刷机可能被禁止;国家没必要鼓励学者和将军们去西方旅行以寻找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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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67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国国王、皇帝、幼年王子和公爵们就没有这样的奢侈享受。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是多方面的和无情的。英国羊毛商人面临低地国家的竞争,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决战,战争和经济竞争驱使西方文明创新和改进。欧洲未能统一令多极文明得以发展,在多极文明中,多种思想、多种文化推动力可以繁荣发展;学者、艺术家、发明家和士兵可以离开一个主人,去跟从另一个主人;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成功科技的传播。这些国家彼此吵闹不休;如果一个国家改良了弩或发现了更为有效的防御工事,其他国家不得不采用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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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69 那个时代的欧洲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增长的温室,在这里,竞争加快了历史变化的过程。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向他羞怯的情人写道:“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爱会缓缓成长,比帝国的成长更慢,比帝国的疆域更广。”[4]他也在思考一些过去的伟大帝国,如中国、埃及和罗马。缓慢的崛起和缓慢的衰落,这些不朽的帝国似乎生活在一个地质的时间标度上。到马维尔的时代,历史已经走上了一个更快的节奏,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变化以不断加速的步伐席卷全球。更小、更有竞争性的欧洲社会首先在通往西方的路上加快了速度,英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体验了更有动力和更富竞争性的环境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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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71 在欧洲内部,英国处于金发姑娘的位置:紧邻欧洲大陆,可以充分获得欧洲大陆加速发展的益处,同时又偏僻得足够避免反复的入侵和破坏。它处于欧洲世界远处的西极,但并不像斯堪的纳维亚或冰岛那样陷入遥远的、远离中心地带的黑暗;也不像俄罗斯,许多学者认为蒙古入侵者粉碎和破坏了一个新生的文明,造成其在对欧洲领先地位的竞争中永久性的落后和不利。英格兰处于欧洲边缘,四周都是空荡的海洋,而不是拥挤不堪、野蛮入侵者一波又一波出现的欧亚平原。并且,虽然英伦诸岛处于欧洲边缘,但从莱茵河口到泰晤士河口的海路很短,通常易于航行。到葡萄牙的海路是开放的,到波罗的海也是轻而易举。当奥斯曼帝国封锁了传统的前往远东的地中海贸易路线,英国就突然变得更有价值,威尼斯和热那亚曾拥有的压倒性优势在角逐未来时变成了可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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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73 从长远来看,从英国起航的海上航线没有很方便地导向富含金银矿的南美洲,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加勒比海生产蔗糖的诸多岛屿、盛产烟草和棉花的美国南方、大西洋漫长海岸上的海军港口最终证明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南美的壮观征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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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75 地理位置给予英国另一重福祉:英伦岛屿受到保护,免遭欧洲政治生活诸多最糟糕因素的荼毒,护国之峡英吉利海峡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有效地保护了英国免受外国攻击。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都在这一时期受创,因为它们在遭受外国入侵时非常脆弱。大陆国家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队并建立大量防御工事以保卫自己。这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少有国家能模仿阿尔卑斯山脉上的瑞士,它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没有建立一种压倒性的官僚政治和一个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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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77 英国也有着金发姑娘的尺寸。英国比荷兰共和国或意大利城邦国家大,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人口和工业。另外,在这个缺乏沟通、治理原始的时代,英国不是那种庞大而混杂的帝国,这类帝国努力将不同的部分联结在一起,却导致一长串内战和反抗。在英国发生的此类事端绝大多数局限于我早前所说的“凯尔特边缘地带”,所有的残忍和恐怖并没有发生在英国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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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79 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由此产生的宗教战争主导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历史,并形塑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文化和机制。英国非常幸运,有一个金发姑娘式的宗教改革,这和它在地理位置方面的幸运一样,有助于确保英国赢得竞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宗教改革太热烈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热情如此强烈,以致国家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以德国为例,这不仅意味着像16世纪的农民起义和再浸礼派围困明斯特那种可怕的冲突;还意味着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有1/3的德国人死去,[5]德国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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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81 此外有些国家的宗教改革过于冷静,那里的某个基督教宗派通过驱离所以对手确保了安全的地位。在南欧,反宗教改革可以做到粉碎世俗和宗教革新之精神,同时把社会冻结到一个模子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反宗教改革有很多宝贵的精神和文化成就值得赞扬。可惜的是,几乎在每个以它为主导的地方,发现、革新和变化之精神都被暂时强加的严格一致性所粉碎。伽利略因宗教裁判所而沉默;天主教法国将新教学者和商人驱逐流放。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普鲁士也只有冰冷的宗教改革。在那些国家,正统信义宗确立了一种陈旧而贫瘠的公共生活。普鲁士走的是国教遵奉者的路径,在宗教改革方面成长受阻的意大利则在西班牙哈布堡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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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83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恰到好处的,至少从世俗繁荣的立场上看是这样(我们必须将宗教后果的审判留给上帝)。虽然17世纪的内战和政治危机让英国尝到了宗教战争的滋味,但它从未陷入德国式的混乱。并且,尽管安立甘宗成为赢家,这一宗派从未强大或自信到像其他成功的建制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在大陆上通过消除异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胜利。尽管像大主教劳德(Archbishop Laud)这样的偏执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成功在于确保英国不信国教的新教徒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残疾者的标签,以及让天主教中不服从国教者遭受更多苦难,这个国家仍然有能力号召宗教少数派中的人才。在英国反天主教狂热达到顶峰之际,天主教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接替天主教皈依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成为王国的文学领袖。除了圣经,18世纪最畅销的书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他是一位不从国教的浸礼会信徒,曾因查理二世的宗教法而入狱。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是18世纪时英国仅次于生于德国的亨德尔的最重要的作曲家,乐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作者。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他的信仰令他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但牛津大学认可他的成就,于1759年授予他音乐学荣誉博士学位。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否定三位一体这一自4世纪以来便为正统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大卫·休谟至多算自然神论信仰者;两任国王的顾问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是一位贵格会教徒,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着。不仅如此,整个工业都由宗教异见者主导。大部分的伦敦商业利益由清教徒主导,羊毛工业更是如此。主要的贵族家庭,包括英国最尊贵的霍华德家族,仍保持天主教信仰。英国北部主要的煤矿开发商和纺织品生产商大多是宗教异见者;大多数正处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18世纪伯明翰建造了22座教堂,只有5座归属英国国教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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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85 如果这些教会更强大或更统一,英国国教会可能会不那么宽容。17世纪,牛津和哈佛的教师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文学心存怀疑,并且神职人员频频煽动加重处罚、加大宗教服从法的执行力度。在爱尔兰,国教徒和不从国教的新教徒联合起来(人数远不及天主教徒),野蛮的宗教法的采用和严格的执行让宗教裁判所十分羡慕。直到21世纪时,伤口仍未愈合。威廉三世统治期间,晚至1697年,在坚定的加尔文苏格兰低地,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因被认作异端而被绞死,[7]直到18世纪时,宗教案件中仍在使用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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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87 然而,与单一宗派设法获得近乎垄断地位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相比,英国宗教构成的多样化导致了较为宽松的法律和不太严格的执法。除了其他得益之外,这意味着英国人能把他们的不从国教者和少数派变成优良账户,这在欧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当不为故乡所容时,愠怒的清教徒、不安的再浸礼派、忠诚度值得怀疑的天主教徒、令人烦恼的贵格会信徒在殖民地分配到了安全的天堂,在那儿他们的工业和活动为母国创造出新的市场、财富和力量。在后来成为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五个的建立是为了给宗教少数派提供避难所(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其他欧洲国家不仅不能在本国容忍不从国教者,他们也不能忍受不从国教者在他们的殖民地出现。西班牙感到无法向摩尔人与犹太人提供放逐到新世界的选择;1565年,法国联同胡格诺派在卡罗琳要塞(Caroline Fort)的殖民尝试失败后,[8]法国采取行动阻止胡格诺派移民法国的海外属地。这些殖民地此后由于缓慢的人口增长和长期劳动力短缺而失去活力,同时英属北美则飞速前进。这很有意义;英国殖民地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贸易支撑了日益扩大的舰队,并且在关税和消费税于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推动了英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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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24089 最后,英国是一个拥有金发姑娘状态的国家:既不太软弱——像近代早期的德国,在那里,神圣罗马帝国被分拆成了数百个有管辖权的小领地,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也不太强硬——像西班牙和法国,在那里,愈发强大的国王和僵化的官僚体系碾碎了地方权威和民间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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