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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声明，这并不归功于英国人的卓越眼光与美德。在16世纪，英国、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国家都是有限政府——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权力被贵族、神职人员和其他财产和利益团体所平衡和限制。17世纪时，随着国家权力和需求的增长，统治者试图集权，并粉碎与之竞争的权力中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他们胜利了；在英国和荷兰，他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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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四位国王中的两位——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企图通过削弱议会而将英国君主制“现代化”。斯图亚特家族失败了：查理一世丢了脑袋，詹姆斯二世丢了王冠。以联邦制为基础，克伦威尔寻求在清教徒军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权，他领导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获得了胜利。这一努力在克伦威尔死后也失败了。英国社会不相信清教徒军队，就像他们不相信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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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有助于被后世称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英国的早期发展。在地方官员继续行使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集权干扰的民事权力之际，宗教派别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由本地管辖的私人社团和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商人协会保护共同利益。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印刷业的传布与恒常的政治和宗教的不稳定相结合，导致了对当时各类事务更广泛的公民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仔细记录了17世纪宗教争论对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罗伯特·森考特（Robert Sencourt）的《纽曼的生活》都追溯了在随后岁月中公民通过宗教组织和辩论对英国社会维持真正的民主机制的重要贡献。卫斯理循道宗这类运动创建了从教派的教会到教育项目，再到全国协会这样的机构，用以生产和分发世俗和宗教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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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经常注意到殖民地的自治经验为美国人民的民主实验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英国堂兄在17和18世纪进行准备，迎接更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俱乐部、教会、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给予数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普通人新的经验和自信，这同样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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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英语世界的政府比欧洲大帝国的极权君主制更为灵活和柔软，但它们并非软弱无能。软弱和虚弱的国家会丧失独立，像德国和意大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会在无政府状态和血腥中解体。太强硬的国家，像法国和西班牙，人民失去了用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习惯；他们开始认为权力是社区之外的事物，与自身关系不大。当局把权力的高尚理念和国家特权与低效治理和摇摇欲坠的国家结构混合在一起。国家和社会变得疏远，并且在受到各种危机的考验时，国家难以立足。当法国政府无力革新时，愤怒却没有经验的资产阶级领导被驱向革命，路易十六因此掉了脑袋。自18世纪至20世纪，欧洲及美洲的拉丁社会因过于僵化的国家与过于激进的反对之间的振荡而深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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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处境不同，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关也一样。相对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靠自愿合作和公共舆论以建立权力与合法性；最终政治领导人学会把弱点变成优势。弱小迫使英语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关注他们的人民在公民社会和志愿协会的复杂网络中表达的意见，人民通过这种网络把他们自身组织起来；当民意受到关注，它便是负责任的——并准备好在和平与战争中支持其领袖。不仅如此，地方领导人和各类人群大体上也会支持代议制政府的努力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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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弱小与力量的混合仍是英语世界政府的特点。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公众舆论面前单个政府是软弱而负有责任的，但是国家却牢固地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之上。尽管有着巨大的变化和压力，这些国家都有和平的宪政历史——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在那里更强大的国家更频繁地遭到颠覆。自1789年以来，法国已经有五个共和国、三个君主国和两个帝国。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宪政安排基本没有变化。自接受它们的创立宪章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成为宪法稳定性的模范。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美国革命是这五个国家中唯一一个用暴力推翻现有政府的实例。然而，这五个英语国家的政府通常有更少的军事和制度壁垒来防备民众的愤怒。这些国家的统治总的来说比欧陆国家更柔和，在和平时代消耗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通常比其他国家更少，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控制也更少。然而尽管（或可能因为）存在这些相对的缺点，以全球标准来看，这些国家却相当稳定，并且已被证明能够募集巨大的资源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在和平年代也没有因过于卓越而挤压公民社会的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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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金发姑娘如何以良好的姿态从历史性的起点之门出发——英国人如何克服他们的落后状态，较早接受资本主义如何令他们在与不同的邪恶轴心的早期竞争中胜出。他们的一些对手因宗教因素而步履蹒跚，这些因素成功地阻止了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社会和知识革新浪潮。其他国家或被强大的邻国压垮，或在缺乏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耗尽资源保卫自己。一些国家打击私有经济部分，进而碾压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国家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战争的牺牲品，因为它们的政府不能维持秩序。金发姑娘躲开子弹，击中最有效点，英语世界已经准备好赢得成为世界强国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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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姑娘有别的运气。英国的运气让它准备好在最要紧的关头冲在了队伍的最前头。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上出现；掌握了这一新体系的国家会获得远超过去所有帝国的财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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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始，它的运转相对较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深扎下机制之根。伦敦商人从东印度公司获利丰厚；英格兰银行持股者变得富有。政治权力流向成功者；我已经提及，英国商人的利润帮助议会在与国王的争斗中占据上风。若反革命的力量更强或是革命的力量更弱的话，英国的步伐可能更小，近现代历史会截然不同。有迹象表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能量爆发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准备放慢步伐。西班牙帝国是吃得过饱的迟缓力量。德国需要时间从17世纪毁灭性的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如果路易十四成功地把弱小的斯图亚特王朝安顿在英国、孤立荷兰并削弱哈布斯堡王朝，成功但筋疲力尽的法国可能依然会躺在自己胜利的荣誉中故步自封——或集中力量与土耳其人作战。欧洲可能不会有任何改变，接下来三个世纪惊人的迸发式发展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摆脱了来自西方的压力，面对挑战性和侵略性更逊一筹的领跑者，中国、奥斯曼、莫卧尔和日本可能不会倒下得如此悲惨。在稍晚的时代，它们可能会在更平等的格局下面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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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通向一个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幸福的世界——抑或它可能将人类置于我们已经幸免的暴政和恐怖之下。无论如何，我们被留在这样一个世界：英语世界高歌猛进，击败所有挑战者，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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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期的成功并不能完全解释英语世界如何持续领先到今天。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轻易的事情。它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以农业的变迁为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开始，人们努力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农场、城市和交通系统中经济和技术变迁的互动，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变迁的动力。随着城市市场扩大和现金经济的普及，地主们对消费他们生产的作物更缺乏兴趣，他们希望在城市的市场里出售商品。这就产生了追逐高效和高利润的动力。这也导致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科技含量的提高——也带来了圈地运动。有时有补偿，有时没有，佃农和小农户失去了他们对公有地的权利，这些土地被圈入了巨大高效的庄园。更高效的农业意味着对人手的需求更少。在几个世纪里，英国被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日益增加，城市人口增长，这导致了犯罪和社会动荡的巨浪——但也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对建立在圈地运动和更好的农业资本化进程基础之上的科技农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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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兴起在之前贫穷和偏远的地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衍生出新型的富豪巨头和企业家，他们希望在议会中得到更充分的代表——并且期待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令他们的利润提高。蒸汽机、铁路、钢铁厂和汽车，其中的每一样都使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迅速变化。旧式精英失去了权力，老的习俗没有用途。新的现实是，越来越机械化、冷漠和工业化的社会与在另一个世界形成的价值观和习惯发生着强烈且痛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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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意味着冲突和变化，资本主义越快地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紧随其后的冲突和变化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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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不满足于年复一年把同样的产品用同一价格带给相同的购物者。它每年必须开新店，寻找新商品和新消费者，并且给出更好的价格。它必须不断地为商店寻找新的方法来管理和培训员工，控制和减少库存，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找到便宜的设计，尤其是更有效地管理资本以维持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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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发展的重点在于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店主、银行家、货运业者、商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都进行着达尔文式丛林竞争。胜出者兴旺昌盛，差一点的就失败碰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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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产业和利益的出现，老政治家和政治机制得到检验。英国那些曾是绿茵和羊圈的地方突然矗立起邪恶的黑色工厂。这些工厂主希望政府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想要议会的席位，并且希望政党支持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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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在制造业中心周围创造出的大城市需要新的运输网络以满足城市内大量人口的需要。新技术需要新的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工会组织起来保护工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被发展出来以平衡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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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的社会变迁对英美社会形成挑战，但不知何故，英国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接受了它有时冷酷的逻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理念使大多数文化感到紧张；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不总是对此感到舒适，但总的来说，英国和美国社会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社会更愿意、更有能力在凉爽的水中游向自由放任的泳池的最深处。结果，两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其他地方也充满迷恋、恐惧和嫉妒地看着仍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强大后果先后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经济优势，多年来支撑着他们与各个邪恶帝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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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帮助定义隐藏在地理隐喻的“西方”背后的现实。在西方，市场是自由的，资本得以积累。人民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国家相对弱势，公民社会生机勃勃。所有的宗教是自由的，人民可根据喜好选择信或不信。另外，人们在自由方面有所获得，就有可能会在安全方面有所损失。西方是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风险的家园。传统社会的结构——教会、贵族、公会——失去了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也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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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鲁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英美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容易适应这些走向进步并不断发展的变化。英语国家门户开放、迎接改变，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更有规律。虽然19世纪的英国也有不稳定的时期，虽然美国内战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一个半奴隶制半自由社会的工业化方面的压力，但所有英语国家有能力在相对平静中继续驶近“西方”的隐喻。其他国家的路没有这么平顺。东向的运动，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端传统的君主制，在英语国家外部比其内部强得多；在许多国家，它们强大到足以减缓、停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扭转让其朝西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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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姑娘不仅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而且她通过某种方法沿着曲折、困难和艰苦的路径穿过树林，没有经历其他人所遭遇的痛苦和弯路。她不像可怜的俄罗斯小红帽，在艰难路程上，她不允许任何狼用花言巧语让她走上引人入胜却危机四伏的“捷径”；她不像格瑞塔，没有受到诱惑而进入森林中的小屋，在那里魔鬼把孩子们放在烤炉里烧焦。这并不是因为金发姑娘避免进入森林或只待在它的边缘；相比其他孩子，她事实上已经冒险进入更深的密林，并逗留了更长的时间。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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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中部的一条河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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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GDP and Per Capita GDP，http：//www.ggdc.net/maddison/（accessed August 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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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nry Kamen，Empire：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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