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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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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发出最为强有力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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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留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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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忠于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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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曾也不会让我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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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乔治，我的合法国王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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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泰晤士河改变了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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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律例我将终生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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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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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个国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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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会是那个布雷区的牧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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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歌的听众大多会嘲弄里面那个毫无原则的神职人员，还有他们自己，因为那个时期的大多数英国人都只能见风使舵，但正是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将英国从痛苦的内战中解救出来——1670～1715年，也是牧师职业生涯中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在那些年月里，数百万英国民众都接受了国家建制中统治宗教和政治哲学的重大变化。尽管暴力冲突时常爆发，在英国或大不列颠（《1707年联合法案》将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为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从未陷落到无政府状态或17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的内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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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变通和实用务实在那个年代的重大事件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光荣革命不仅取代了旧有君主，而且确保了“国会至上”。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并在国王之上，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和平的。更普遍的是，布雷牧师的实用主义——老于世故，玩世不恭，又能容忍——令英国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社会，比当时所有的体系都更好地应对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压力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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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世俗化。尽管英国在经历宗教改革所引发的连绵战事后已是疲态尽显，新社会还是在不和基督教分裂的情况下改变了它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布雷的牧师已经升入天堂当了副主教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厚的宗教信仰仍继续塑造着民众和精英的态度，而且美国和其他殖民地分支——比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相比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更加重视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宗教持续性似乎和它与一种怀疑论共存甚至共荣的能力有关系，而这种怀疑论对于柏格森的静态宗教而言可谓是致命的，但这是英语世界中宗教导向日趋活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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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宗教教条的奇特的新态度也不难在英国传统中觅得踪迹。英国首任新教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曾于1538年写道：“没有任何精心设计或是已然确立无疑的人为事物能在岁月的流逝过程中完好无损。”这句话经过细微的改动后成为1549年《公祷书》序言部分的开篇词，而且至今仍在安立甘宗的祈祷书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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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改革的文献而言，这个开场白新潮得有些古怪，但这并不是书中唯一缺乏确定性的告白。所有教会都错了，“不仅在它们的生活和仪式中，同样在属于神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这句话出自《三十九条信纲》，是几百年来英国国教会教义的明确声明。[3]罗马教会和其他古老的基督教教会（如安提阿、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一样，都错了。事实上，英国国教会也未能幸免。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多年里，不列颠“官方基督教”教条变化的频率如同王位易主一样。不管是对布雷牧师的爷爷还是孙子来说，他那套实用主义哲学都很有必要。亨利八世的细微改革、爱德华六世大刀阔斧的改革、玛丽一世时期的天主教、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暗流涌动的宗教宽容，从斯图亚特王朝至今，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行事一直都在随着时代转变，今后还将继续转变。今天的异端邪说是明天的正统教义——也许过后又变回了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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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布雷牧师理解不了的（甚至是喝彩，如果这种情感十分受欢迎的话）。但在基督教传统中，这是可耻的。基督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带着明确无误的信息进入历史。然而，这些安立甘教会的神父却在这里明确指出，上帝的真理是未知的，也许是不可知的。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尝试显现神迹却又失败呢？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中世纪的英格兰教会都认为它们拥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神学家认为它们并非如此。这些教会——和其他亚伯拉罕的宗教分支，如正统穆斯林和犹太人——明确声称它们的信仰并不是上帝的本意，克兰默早在几百年前就这么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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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意思的是，英国国教会并不是早先便提出这个声明的。教会对这一信息的反应迟钝而冷淡。如果教会和经卷都无法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无误真理，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又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就此而言，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弃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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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个人在质疑这些确定性的时候都能保持平静从容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笔下的人物在绝对道德秩序中丧失信念，杀害了他们的女房东。法国怀疑论者看穿教条而变得好战，并反对教会干预政治。铲除卑贱，伏尔泰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并期待着能够亲眼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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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认为，如果没有绝对宗教的基础，那么社会秩序将无以立足。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保守的学者们那里听到此类担忧，认为如果没有一些绝对的、详细的和不变的道德准则，我们就离罪恶之城蛾摩拉[4]不远了。这种恐惧深植于人类的本性当中，但历史记录能够对此给予证明吗？英国的宗教改革者们可能无法确保他们拥有绝对真理，但他们从不怀疑维持秩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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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戒律并非一直都是吸引人的。大主教克兰默自身的圣事信仰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天主教转变成信义宗，然后又到一种原生加尔文派。很多曾和他持有相同观点，或仅和他在很短时期内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都被钉上了火刑柱，然后活活烧死。当克兰默自己最终被玛丽一世女王处以火刑之时，那些在审判席上坐着的人不乏以前在宗教改革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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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岁月里，英国教会发展温和，但并未丧失脊梁。它的信仰在《三十九条信纲》中有着明确定义，直到19世纪那些拒绝签署的人还不能获得大学学位。20世纪30年代，正是那个曾经准许亨利八世两次离婚并原谅其处决多位妻子的教会，迫使他的后代爱德华八世在退位之后才能迎娶沃丽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查尔斯王子在正式迎娶康沃尔公爵夫人之前，也被迫向她的前夫致歉。相比托马斯·克兰默，爱德华八世时期的英国主教们对于他们所宣扬的教义有更多的怀疑。时至21世纪，很难想象舆论能够迫使一个人脉广泛的英国牧师放弃主教职位，但教义的不确定性和不体面的王室婚姻根本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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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对待富人的方式。在规范穷人方面，他们更是准备充分。英格兰的统治者，尽管被剥夺了在一个不变的宗教中享受绝对信仰的安逸，但在四个世纪中，他们都能强加秩序于社会，且通常手法残暴。叛乱被镇压，叛徒被五马分尸，无赖被鞭打，偷猎者被绞死，盗贼被送走，如果有一个不变的道德秩序，英国贵族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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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由绝对或是封闭哲学带来的安逸，可怜的尼采瞪着哲学深渊，带着病态的、如痴如醉的骇异呻吟着“万物皆虚，万事皆允”，同时他还战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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