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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回应并非如此。英国主教们面对事实，并没看到丝毫要跳进深渊的可能性，在哲学或其他方面都是这样。相反，他们着手为每年寻找复活节制定规则。“可以肯定的是，理论上说，万物皆虚，万事皆允，”英国的牧师们打着哈欠说，他们穿着拖鞋的脚下是裂开大口的相对主义的鸿沟，“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在大斋期间[5]读经之后把‘哈利路亚’省略呢？那个拿着黄瓜三明治的女孩在哪儿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选择在英语国家中不如在别处那么明显。英语世界设法调和务实和怀疑主义的历史和哲学观，并保持深刻的宗教信仰和对上帝眷顾的感受。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改革和现代化之间的鸿沟在20世纪之前主导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并仍在主宰着当今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的生活，但这条鸿沟从来没有像在英语国家那么深。两种理念的创造性张力在盎格鲁势力范围共存了五百年。一方面，上帝存在并向人类喻示了道德准则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人类对上帝启示的理解相对片面，并随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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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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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柏格森的象征主义来支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宗教体验，这显示出随着社会进化的加快，英语世界从一个本质上是静态宗教、平衡时不时被一系列的宗教动力动摇的状态，转变成为一个动态的宗教体系，由持久的静态元素紧紧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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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正在形成的宗教结构本该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从而使其特别适合动态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英语世界应该有一个多元和多极化的宗教环境，许多不同的教派和神学倾向能够并存。伏尔泰最早指出，只有一种宗教的地方必然是专制统治；若存在两种宗教，则有内战发生。如果允许三十种宗教存在，那它们都将和平共处。英国宗教的很多神学内容（尽管不是全部）对于动态宗教而言可以说是异乎寻常地包容，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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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特有的宗教演变似乎并不是任何宏伟计划的结果。当亨利八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的时候，没有人曾想象到变化已然发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英国宗教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会因结果而心寒。也许克兰默在提笔写下《公祷书》前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试图将其带领到一个安全港湾却无一人成功，这样的失败反而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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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的似乎是，在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下，传统英国生活框架已经消解和改变，中世纪天主教的“封闭圈子”成了碎片。无论是中世纪智者的卓越知识大厦——这座大厦由圣多玛斯（俗译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合成得如此美丽，又经过但丁诗歌的润饰——还是大众虔诚信仰和民间风俗的弥散宗教传统（其中夹杂基督教和异教的信仰和故事）都不能让整个社会满意。变化太多太快；人们似乎需要一个更强有力、更有效的宗教，引导他们平稳地经历社会和经济变化，不论是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还是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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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认为，在旧有的宗教上进行适当的复兴，依然能引导英国人的生活。在耶稣会士和传教士神父的严明领导下，天主教残余力量在残暴威胁和迫害之下尽力想使英格兰反对宗教改革，建立一个现代化和系统化的天主教。倘若他们成功了，他们会重申人类从封闭到开放社会漫长攀登的经典模式。一系列缓慢的变革本应迫使社会做出调整和改革；一种动态、神秘和精神的体验之爆发可以指引一条通向全新的、更为丰富的公共生活之路。在开放社会做出应有调整的情况下，动态宗教的能量会渐渐消退，一种新的平衡将会持续到新的变革必须到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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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也有过似乎让人觉得反宗教改革本可以成功的时机。玛丽一世复辟旧教的时候，最初并没有什么阻力。如果玛丽能多有一些受欢迎的举动（还记得吗，她与西班牙人的婚姻并未受到英国国民的普遍欢迎），或者她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子嗣能够继位的话，她没准能够让英格兰重回罗马教廷。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也同样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她是亨利八世的侄孙女，她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继承英格兰王位。倘若玛丽拥有更好的政治天赋，她本可尽量延续她的苏格兰王位（或者保住自己的人头），直到自己接替伊丽莎白的王位，或者至少能够把儿子抚养成人，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世纪之后，有关逆转整个国家的现实主义梦想已成了明日黄花。然而，如果悲惨的苏格兰女王的曾孙子詹姆斯二世能够在政治上狡猾多变一些，他也许能够在其王位旁边重建一个天主教党，享有有限的包容，可能最后会逐渐赢得18世纪那些实用至上、对宗教漠不关心的皈依士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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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运气不好、判断失误，还是上帝的旨意，反宗教改革最终还是在英国失败了。但是，事实证明，其竞争对手也没有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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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新教徒希望对教会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不过他们最终过于相信宗教改革将会带来崭新的、永久的、无所不包的现状。用柏格森的话来说，他们赞同天主教徒的看法，认为英国需要的是本质静态的、不变的绝对宗教，定期受到动态事件更新和调节。正如当今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一样，这些改革者通过圣书来看待整个世界。正如瓦哈比毛拉[6]们批判拥有圣徒崇拜和神龛的民间伊斯兰教的偶像崇拜，改革者们抨击天主教开始偏离真正的信仰和纯粹宗教。中世纪教会非常腐败，其传统惯例往往建立在伪造的和利己的文书之上，比如所谓的《君士坦丁献土》。这是一份伪造的罗马皇帝法令，内容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西部罗马一带的土地赠送给教皇。几个世纪以来，教皇们都以此来声明他们的权利。这些传统对基督教本身毫无指引。“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7]，基督告诉门徒们——然而天主教会如同迫害异教徒那样迫害任何拒绝以受禁止的头衔称呼教会神父的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8]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将那些试图把经文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的人都活活烧死在木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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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经文能够取代中世纪的综合体，这一论断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相信经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神学，可以用清晰明确的文字表现出来。这一系统神学必须在指导下执行。经文应该告诉地方教会如何组织起来，地方上的会众又如何和更大的宗教团体挂钩。谁能够担任教堂的牧师？什么教义主体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什么样的行为标准是适当的？对于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神职人员或世俗之人，我们应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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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文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回答其他的问题：臣民应怎样效忠国王？国王对臣民的职责又在哪里？英国法院是否该遵守摩西律法？面对统治者的不公，基督徒应该如何行动？如果统治者像玛丽一世或詹姆斯二世那样强迫臣民服从旧教，又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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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思想史甚至是政治史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神学家们、政治家们和军人们，都努力用经文的方法来解决人生的重大事情。这些努力背后隐藏的希望，不，应该说是确定性，是一种新的并且稳固扎根于经文基础上的净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会取代包罗万象的中世纪综合体。然后，随着真正宗教的发现工作终于结束，社会也可以得到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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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长老会、掘土派、平均派、再洗礼派、信义宗和加尔文派都以各自的方式将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众生活重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他们自身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但普遍认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在寻求我们现在所说的开放或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抨击旧天主教的确定性，但他们相信这些都能够由圣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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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是把这个逻辑发展得最为深远的英国诗人和清教徒，他在克伦威尔摄政期间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弥尔顿可以说是当时最博学和睿智的人，也是最受尊重和拥戴的清教徒学者。他确信一个有思想的读者——运用最好的文稿、用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说明和解释——可以在圣经之外发展出系统神学，以求在动荡时期提供政治和教义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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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的拉丁语手稿《基督教教义》，以很多标准来衡量，都是一部惊人的异端神学著作。[9]弥尔顿细心谨慎地沿着自己信仰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前行，他否定了耶稣与圣父本体同一这个自《尼西亚信经》以来正统基督教的核心观点。那个年代，神学争论很可能迅速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且弥尔顿在欧洲学术界可谓德高望重，他的这部异端神学著作带来了简直是爆炸性的影响。这部作品一直被精心保管但又束之高阁，直到乔治四世统治时期才下令出版，而那个时代的英语世界对于教义争端已没有那么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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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弥尔顿质疑圣经基础的确定原因在17世纪的英格兰其实很普遍：人们不赞同圣经的意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研究，或是使用最好的资料。严肃虔诚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圣经学子们，对圣经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完全不能认同。婴儿洗礼是必需的、被允许的还是被禁止的？凡是基督徒都可以为圣餐奉上饼和酒，还是接受过圣职任命的人才可以执行呢？如若圣职任命是必需的，那么这一工作是该交给地方性宗教团体，还是交给承担地方职责的个人或组织呢？什么人有资格布道，又该如何决定其布道资格呢？当真诚的、信仰圣经的基督徒对教义有一些异议的时候，他们应该遵循什么程序来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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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弥尔顿处于同一时代但年轻一些，也同样寻求宗教灵活性，但没有达到布雷牧师的水准。作为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年轻的清教徒，他出席了克伦威尔的葬礼并写下长诗称颂克伦威尔。（“他的尊贵宏伟来自天堂/因为他天生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如此称颂这个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10]）当查理二世重回英国并正式登上王位，德莱顿便迅速变成保皇派和国教徒，还写下《俗人的宗教》一诗，以456行的英雄双韵体斥责清教徒和天主教，歌颂英国国教，反对不信国教的人们。1670年，查理二世封他为桂冠诗人。后来詹姆斯二世登上王位，德莱顿转变得有些太快了。到光荣革命时期，他已改信了天主教，在1687年，詹姆斯下台的前一年，德莱顿再次以抑扬格五音步的形式出版了2585行的诗作《母鹿与豹》，捍卫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安立甘宗和清教徒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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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权威的问题在两项工作中占主要地位：宗教纷争如何才能得到解决？当两个教派或学者们产生分歧时，人们要去相信谁呢？到后来，天主教诗作、德莱顿的母鹿（以一只母鹿比喻罗马天主教）指出了将圣经作为唯一宗教真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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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书籍，你认为是全面又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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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所需真理通通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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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鹿又指出：“一些教会并不同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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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茨温利，加尔文，[11]这些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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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信仰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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