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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歌的听众大多会嘲弄里面那个毫无原则的神职人员，还有他们自己，因为那个时期的大多数英国人都只能见风使舵，但正是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将英国从痛苦的内战中解救出来——1670～1715年，也是牧师职业生涯中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在那些年月里，数百万英国民众都接受了国家建制中统治宗教和政治哲学的重大变化。尽管暴力冲突时常爆发，在英国或大不列颠（《1707年联合法案》将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为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从未陷落到无政府状态或17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的内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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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变通和实用务实在那个年代的重大事件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光荣革命不仅取代了旧有君主，而且确保了“国会至上”。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并在国王之上，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和平的。更普遍的是，布雷牧师的实用主义——老于世故，玩世不恭，又能容忍——令英国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社会，比当时所有的体系都更好地应对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压力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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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世俗化。尽管英国在经历宗教改革所引发的连绵战事后已是疲态尽显，新社会还是在不和基督教分裂的情况下改变了它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布雷的牧师已经升入天堂当了副主教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厚的宗教信仰仍继续塑造着民众和精英的态度，而且美国和其他殖民地分支——比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相比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更加重视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宗教持续性似乎和它与一种怀疑论共存甚至共荣的能力有关系，而这种怀疑论对于柏格森的静态宗教而言可谓是致命的，但这是英语世界中宗教导向日趋活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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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宗教教条的奇特的新态度也不难在英国传统中觅得踪迹。英国首任新教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曾于1538年写道：“没有任何精心设计或是已然确立无疑的人为事物能在岁月的流逝过程中完好无损。”这句话经过细微的改动后成为1549年《公祷书》序言部分的开篇词，而且至今仍在安立甘宗的祈祷书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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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改革的文献而言，这个开场白新潮得有些古怪，但这并不是书中唯一缺乏确定性的告白。所有教会都错了，“不仅在它们的生活和仪式中，同样在属于神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这句话出自《三十九条信纲》，是几百年来英国国教会教义的明确声明。[3]罗马教会和其他古老的基督教教会（如安提阿、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一样，都错了。事实上，英国国教会也未能幸免。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多年里，不列颠“官方基督教”教条变化的频率如同王位易主一样。不管是对布雷牧师的爷爷还是孙子来说，他那套实用主义哲学都很有必要。亨利八世的细微改革、爱德华六世大刀阔斧的改革、玛丽一世时期的天主教、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暗流涌动的宗教宽容，从斯图亚特王朝至今，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行事一直都在随着时代转变，今后还将继续转变。今天的异端邪说是明天的正统教义——也许过后又变回了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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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布雷牧师理解不了的（甚至是喝彩，如果这种情感十分受欢迎的话）。但在基督教传统中，这是可耻的。基督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带着明确无误的信息进入历史。然而，这些安立甘教会的神父却在这里明确指出，上帝的真理是未知的，也许是不可知的。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尝试显现神迹却又失败呢？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中世纪的英格兰教会都认为它们拥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神学家认为它们并非如此。这些教会——和其他亚伯拉罕的宗教分支，如正统穆斯林和犹太人——明确声称它们的信仰并不是上帝的本意，克兰默早在几百年前就这么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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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意思的是，英国国教会并不是早先便提出这个声明的。教会对这一信息的反应迟钝而冷淡。如果教会和经卷都无法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无误真理，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又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就此而言，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弃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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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个人在质疑这些确定性的时候都能保持平静从容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笔下的人物在绝对道德秩序中丧失信念，杀害了他们的女房东。法国怀疑论者看穿教条而变得好战，并反对教会干预政治。铲除卑贱，伏尔泰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并期待着能够亲眼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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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认为，如果没有绝对宗教的基础，那么社会秩序将无以立足。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保守的学者们那里听到此类担忧，认为如果没有一些绝对的、详细的和不变的道德准则，我们就离罪恶之城蛾摩拉[4]不远了。这种恐惧深植于人类的本性当中，但历史记录能够对此给予证明吗？英国的宗教改革者们可能无法确保他们拥有绝对真理，但他们从不怀疑维持秩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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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戒律并非一直都是吸引人的。大主教克兰默自身的圣事信仰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天主教转变成信义宗，然后又到一种原生加尔文派。很多曾和他持有相同观点，或仅和他在很短时期内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都被钉上了火刑柱，然后活活烧死。当克兰默自己最终被玛丽一世女王处以火刑之时，那些在审判席上坐着的人不乏以前在宗教改革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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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岁月里，英国教会发展温和，但并未丧失脊梁。它的信仰在《三十九条信纲》中有着明确定义，直到19世纪那些拒绝签署的人还不能获得大学学位。20世纪30年代，正是那个曾经准许亨利八世两次离婚并原谅其处决多位妻子的教会，迫使他的后代爱德华八世在退位之后才能迎娶沃丽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查尔斯王子在正式迎娶康沃尔公爵夫人之前，也被迫向她的前夫致歉。相比托马斯·克兰默，爱德华八世时期的英国主教们对于他们所宣扬的教义有更多的怀疑。时至21世纪，很难想象舆论能够迫使一个人脉广泛的英国牧师放弃主教职位，但教义的不确定性和不体面的王室婚姻根本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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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对待富人的方式。在规范穷人方面，他们更是准备充分。英格兰的统治者，尽管被剥夺了在一个不变的宗教中享受绝对信仰的安逸，但在四个世纪中，他们都能强加秩序于社会，且通常手法残暴。叛乱被镇压，叛徒被五马分尸，无赖被鞭打，偷猎者被绞死，盗贼被送走，如果有一个不变的道德秩序，英国贵族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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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由绝对或是封闭哲学带来的安逸，可怜的尼采瞪着哲学深渊，带着病态的、如痴如醉的骇异呻吟着“万物皆虚，万事皆允”，同时他还战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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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回应并非如此。英国主教们面对事实，并没看到丝毫要跳进深渊的可能性，在哲学或其他方面都是这样。相反，他们着手为每年寻找复活节制定规则。“可以肯定的是，理论上说，万物皆虚，万事皆允，”英国的牧师们打着哈欠说，他们穿着拖鞋的脚下是裂开大口的相对主义的鸿沟，“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在大斋期间[5]读经之后把‘哈利路亚’省略呢？那个拿着黄瓜三明治的女孩在哪儿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选择在英语国家中不如在别处那么明显。英语世界设法调和务实和怀疑主义的历史和哲学观，并保持深刻的宗教信仰和对上帝眷顾的感受。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改革和现代化之间的鸿沟在20世纪之前主导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并仍在主宰着当今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的生活，但这条鸿沟从来没有像在英语国家那么深。两种理念的创造性张力在盎格鲁势力范围共存了五百年。一方面，上帝存在并向人类喻示了道德准则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人类对上帝启示的理解相对片面，并随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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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柏格森的象征主义来支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宗教体验，这显示出随着社会进化的加快，英语世界从一个本质上是静态宗教、平衡时不时被一系列的宗教动力动摇的状态，转变成为一个动态的宗教体系，由持久的静态元素紧紧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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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正在形成的宗教结构本该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从而使其特别适合动态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英语世界应该有一个多元和多极化的宗教环境，许多不同的教派和神学倾向能够并存。伏尔泰最早指出，只有一种宗教的地方必然是专制统治；若存在两种宗教，则有内战发生。如果允许三十种宗教存在，那它们都将和平共处。英国宗教的很多神学内容（尽管不是全部）对于动态宗教而言可以说是异乎寻常地包容，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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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特有的宗教演变似乎并不是任何宏伟计划的结果。当亨利八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的时候，没有人曾想象到变化已然发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英国宗教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会因结果而心寒。也许克兰默在提笔写下《公祷书》前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试图将其带领到一个安全港湾却无一人成功，这样的失败反而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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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的似乎是，在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下，传统英国生活框架已经消解和改变，中世纪天主教的“封闭圈子”成了碎片。无论是中世纪智者的卓越知识大厦——这座大厦由圣多玛斯（俗译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合成得如此美丽，又经过但丁诗歌的润饰——还是大众虔诚信仰和民间风俗的弥散宗教传统（其中夹杂基督教和异教的信仰和故事）都不能让整个社会满意。变化太多太快；人们似乎需要一个更强有力、更有效的宗教，引导他们平稳地经历社会和经济变化，不论是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还是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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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认为，在旧有的宗教上进行适当的复兴，依然能引导英国人的生活。在耶稣会士和传教士神父的严明领导下，天主教残余力量在残暴威胁和迫害之下尽力想使英格兰反对宗教改革，建立一个现代化和系统化的天主教。倘若他们成功了，他们会重申人类从封闭到开放社会漫长攀登的经典模式。一系列缓慢的变革本应迫使社会做出调整和改革；一种动态、神秘和精神的体验之爆发可以指引一条通向全新的、更为丰富的公共生活之路。在开放社会做出应有调整的情况下，动态宗教的能量会渐渐消退，一种新的平衡将会持续到新的变革必须到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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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也有过似乎让人觉得反宗教改革本可以成功的时机。玛丽一世复辟旧教的时候，最初并没有什么阻力。如果玛丽能多有一些受欢迎的举动（还记得吗，她与西班牙人的婚姻并未受到英国国民的普遍欢迎），或者她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子嗣能够继位的话，她没准能够让英格兰重回罗马教廷。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也同样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她是亨利八世的侄孙女，她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继承英格兰王位。倘若玛丽拥有更好的政治天赋，她本可尽量延续她的苏格兰王位（或者保住自己的人头），直到自己接替伊丽莎白的王位，或者至少能够把儿子抚养成人，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世纪之后，有关逆转整个国家的现实主义梦想已成了明日黄花。然而，如果悲惨的苏格兰女王的曾孙子詹姆斯二世能够在政治上狡猾多变一些，他也许能够在其王位旁边重建一个天主教党，享有有限的包容，可能最后会逐渐赢得18世纪那些实用至上、对宗教漠不关心的皈依士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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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运气不好、判断失误，还是上帝的旨意，反宗教改革最终还是在英国失败了。但是，事实证明，其竞争对手也没有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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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新教徒希望对教会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不过他们最终过于相信宗教改革将会带来崭新的、永久的、无所不包的现状。用柏格森的话来说，他们赞同天主教徒的看法，认为英国需要的是本质静态的、不变的绝对宗教，定期受到动态事件更新和调节。正如当今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一样，这些改革者通过圣书来看待整个世界。正如瓦哈比毛拉[6]们批判拥有圣徒崇拜和神龛的民间伊斯兰教的偶像崇拜，改革者们抨击天主教开始偏离真正的信仰和纯粹宗教。中世纪教会非常腐败，其传统惯例往往建立在伪造的和利己的文书之上，比如所谓的《君士坦丁献土》。这是一份伪造的罗马皇帝法令，内容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西部罗马一带的土地赠送给教皇。几个世纪以来，教皇们都以此来声明他们的权利。这些传统对基督教本身毫无指引。“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7]，基督告诉门徒们——然而天主教会如同迫害异教徒那样迫害任何拒绝以受禁止的头衔称呼教会神父的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8]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将那些试图把经文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的人都活活烧死在木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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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经文能够取代中世纪的综合体，这一论断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相信经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神学，可以用清晰明确的文字表现出来。这一系统神学必须在指导下执行。经文应该告诉地方教会如何组织起来，地方上的会众又如何和更大的宗教团体挂钩。谁能够担任教堂的牧师？什么教义主体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什么样的行为标准是适当的？对于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神职人员或世俗之人，我们应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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