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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文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回答其他的问题：臣民应怎样效忠国王？国王对臣民的职责又在哪里？英国法院是否该遵守摩西律法？面对统治者的不公，基督徒应该如何行动？如果统治者像玛丽一世或詹姆斯二世那样强迫臣民服从旧教，又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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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思想史甚至是政治史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神学家们、政治家们和军人们，都努力用经文的方法来解决人生的重大事情。这些努力背后隐藏的希望，不，应该说是确定性，是一种新的并且稳固扎根于经文基础上的净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会取代包罗万象的中世纪综合体。然后，随着真正宗教的发现工作终于结束，社会也可以得到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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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长老会、掘土派、平均派、再洗礼派、信义宗和加尔文派都以各自的方式将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众生活重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他们自身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但普遍认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在寻求我们现在所说的开放或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抨击旧天主教的确定性，但他们相信这些都能够由圣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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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是把这个逻辑发展得最为深远的英国诗人和清教徒，他在克伦威尔摄政期间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弥尔顿可以说是当时最博学和睿智的人，也是最受尊重和拥戴的清教徒学者。他确信一个有思想的读者——运用最好的文稿、用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说明和解释——可以在圣经之外发展出系统神学，以求在动荡时期提供政治和教义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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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的拉丁语手稿《基督教教义》，以很多标准来衡量，都是一部惊人的异端神学著作。[9]弥尔顿细心谨慎地沿着自己信仰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前行，他否定了耶稣与圣父本体同一这个自《尼西亚信经》以来正统基督教的核心观点。那个年代，神学争论很可能迅速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且弥尔顿在欧洲学术界可谓德高望重，他的这部异端神学著作带来了简直是爆炸性的影响。这部作品一直被精心保管但又束之高阁，直到乔治四世统治时期才下令出版，而那个时代的英语世界对于教义争端已没有那么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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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弥尔顿质疑圣经基础的确定原因在17世纪的英格兰其实很普遍：人们不赞同圣经的意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研究，或是使用最好的资料。严肃虔诚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圣经学子们，对圣经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完全不能认同。婴儿洗礼是必需的、被允许的还是被禁止的？凡是基督徒都可以为圣餐奉上饼和酒，还是接受过圣职任命的人才可以执行呢？如若圣职任命是必需的，那么这一工作是该交给地方性宗教团体，还是交给承担地方职责的个人或组织呢？什么人有资格布道，又该如何决定其布道资格呢？当真诚的、信仰圣经的基督徒对教义有一些异议的时候，他们应该遵循什么程序来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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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弥尔顿处于同一时代但年轻一些，也同样寻求宗教灵活性，但没有达到布雷牧师的水准。作为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年轻的清教徒，他出席了克伦威尔的葬礼并写下长诗称颂克伦威尔。（“他的尊贵宏伟来自天堂/因为他天生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如此称颂这个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10]）当查理二世重回英国并正式登上王位，德莱顿便迅速变成保皇派和国教徒，还写下《俗人的宗教》一诗，以456行的英雄双韵体斥责清教徒和天主教，歌颂英国国教，反对不信国教的人们。1670年，查理二世封他为桂冠诗人。后来詹姆斯二世登上王位，德莱顿转变得有些太快了。到光荣革命时期，他已改信了天主教，在1687年，詹姆斯下台的前一年，德莱顿再次以抑扬格五音步的形式出版了2585行的诗作《母鹿与豹》，捍卫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安立甘宗和清教徒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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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权威的问题在两项工作中占主要地位：宗教纷争如何才能得到解决？当两个教派或学者们产生分歧时，人们要去相信谁呢？到后来，天主教诗作、德莱顿的母鹿（以一只母鹿比喻罗马天主教）指出了将圣经作为唯一宗教真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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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书籍，你认为是全面又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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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所需真理通通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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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鹿又指出：“一些教会并不同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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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茨温利，加尔文，[11]这些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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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信仰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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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犹如野马以不同的方式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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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经句已被扭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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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无法反驳母鹿，至今“信圣经的基督徒”在很多教义问题上仍存有分歧。人们并非不再将圣经作为人类行为无误的、肯定的且无所不包的指导。世界各地的许多福音派和五旬节教徒如今仍在进行这种追寻。不过，英语国家的人们的确不再期待经文的研究能够指引他们达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宗教改革的口号“唯独圣经”，可能能够为个人或是某个教派引导宗教生活，却无法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全且普遍适用的体系。到17世纪末时，英格兰许多信仰圣经的新教教派都认识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合理地去期待占据旧天主教会的阵地。每个教派仍可以认为自己拥有全面且唯一的福音真理，每一个小教堂都能在简陋的屋檐下聚集一个真正的上帝教会（One True Church of God）的世俗代表们，但是这种至高无上性是世俗世界永远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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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是率先领会这个含义的人之一，1644年他因反对政府的出版审查而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演讲以古代雅典境内的一座小山丘命名，这是雅典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圣徒保罗也曾在此传教。他指出出版审查在当时非常普遍，因为天主教的主教们试图通过宗教裁判所的力量来强制推行正统教义，弥尔顿还提示他的读者，他在意大利拜会了“宗教裁判所垂垂老矣的囚犯”伽利略，他力劝议会容许自由的探究和自由的出版。他认为，真理的显现是一个过程，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弥尔顿引用圣经章句，把真理比作一泓活泉：“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13]分歧和争议不是社会衰落的象征，而是精神进步的必要条件。“浓厚的求知欲定会激发良多争论、著述和见解。”[14]真理并不需要教会或国家的援助，它会自己慢慢显现出来。“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什么许可证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付真理的花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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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自身的知识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明天的我们会比今天的我们懂得更多的东西。“当上帝用一种强大而有益的扰动震撼一个王国……”时，真理也得到发展。“因为上帝在照耀他的教会时，会逐步放出他的光，使我们凡尘的眼睛能经受得住。”[16]宗教的变化不是无法避免的罪恶，而是很有必要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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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自己似乎也已想到一种新的综合体将会及时出现，渐进发展，启示带来的混乱终将结束。但此时此刻就实际情况而言已经很清楚，对上帝忠诚的唯一方式就是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宗教变化和新思维：动态宗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生活基础一般。通过圣经寻求真理将引领人们走向浩瀚的公海，而不是最早的改革者所试图寻找的安全港湾和河口。变化开始被看作永久的、必要的，甚至是圣洁的真正宗教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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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Vicar of Bray，” in A Collection of English Poems，1660-1800，ed. Ronald S. Crane（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2），69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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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armaid MacCulloch，Thomas Cranm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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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H. Leith，ed.，Creeds of the Churches：A Reader in Christian Doctrine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Louisville，Ky.：John Knox Press，198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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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蛾摩拉，圣经中因居民的罪恶而为上帝所毁灭的古城。见《圣经·创世记》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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