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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经文和依赖传统都已声名扫地。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开辟第三条道路：理性。经文无法给出最终答案，而依赖传统给出的答案虽确定但让人无法容忍，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最佳判断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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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18世纪的英国，最有成就的理性崇拜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就是那位写下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吉本在新教家庭被抚养长大。他在大学的研究令他首先产生了可怕的怀疑，然后便确信罗马天主教是正确的。他于1753年6月8日改宗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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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得知此事后既惊且痛。彼时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于1715年和1745年入侵英国）与法国王廷和罗马教廷联系密切，与英国支持者们策划谋反。18世纪的刑法在很多方面都将天主教徒置于不利境地。更糟糕的是，大众舆论强烈谴责旧教及其信徒。尽管吉本家族的财产因这位历史学家的祖父受南海泡沫事件影响而大幅缩水，他父亲还是把他送到洛桑寄宿求学，由一位新教牧师严格看管。经过一番挣扎，年轻人公开回归安立甘宗。实际上他开始相信，不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基督宗教的实例，都不能满足一个理性的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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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滋生出力量，吉本开始创作《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巨著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并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它也是有史以来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具毁灭性的攻击之一。配之以生动的文风、巧妙的笔法，这位历史学家为宗教历史的传统诠释点亮了一盏残酷的理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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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嘲讽地发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亲自提出证据，诉诸人的感觉而不是理智，然而异教时期的古人安于旧习，对之毫不注意，我们又怎能原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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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自信地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的耶稣和使徒的朝圣之旅，沿途都有伟大的奇迹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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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者起行，盲人重明，病人霍愈，死者重生，鬼怪逐走，自然法则常因照顾教会而中止施行。然而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看这些惊人的景象，更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对教会或皇帝的任何创新都一无所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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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特别指明，福音书报告说耶稣受难时“整个大地全被笼罩在黑暗之中”。[8]他指出那次日食持续了不可思议的三个小时，即使把“整个大地”的范围缩小到耶路撒冷附近，这个伟大事件也“本应激发了人类的惊叹、好奇和奉献”。[9]可不知为何，吉本发现“这伟大的奇迹却从未被历史和自然科学所证明”。[10]吉本当然不会糊涂地认为那时真的没有人在记录历史。世界历史中两位伟大的学者塞内卡（Seneca）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生活在发生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的时代。他们都热心地搜集了证据，关于“所有伟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陨星、彗星和日月食等，包罗万象，殚精竭虑、孜孜不倦”。[11]然而也不知为何，“两人中谁也没有提到自开天辟地以来，凡人能用肉眼见证的最伟大的奇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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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怀疑的冷峻思考辅以极为广博的学识，使吉本重新审视了罗马天主教、安立甘宗和长老宗关于古代教会管理的争议。他有能力论证，依照18世纪的标准，那些神父既无诚实可言，也谈不上明智。他指出，这些人（神父）为荒唐的迷信所左右，因狂热的疯狂而偏执，屈从于离谱的要求，更被极端的敌意和嫉妒冲昏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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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说明基督教本身就是一条历史的弯路，是可悲的宗教迷信。这一结论得到大批法国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认同，自此数世纪来一直在西方关于基督教的思考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在英国，长久以来对于理性的信任从未多于对经文或传统的依赖。18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开始悄悄地在统治阶级蔓延开来，但私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使得他们极少会站起来公开反对教会和教义。英国人中的怀疑论者通常甘愿把“不同的声音”埋在自己心底。如果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工业革命的阵痛中消失，那上层阶级及其众多统治力量将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被一扫而空。主教不复存在、国王不复存在，教堂、银行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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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意识形态动力亦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逻辑规则带来必然性和共识，自认理性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大抵互有分歧，如同极端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对经文含义的争辩。在某些情况下，证据或学识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无疑。从其他方面来说，显然人们不能将理性与利益和感情相分离；我们的头脑并非没有灵魂和生命的计算器，可以自动提供客观分析，如同《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是用理性的色彩来装扮我们想要得到的结论。亚历山大·蒲柏就曾写道：“意见有如钟表的时间，没有哪两个会是真正一致，不过所有人都选择相信自己手头的那一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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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英国社会决定不能单单以理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人们很难辨别偏见、利益和歧视在与理性的纠缠里究竟占了多大的分量，即便在一个人自己的脑海里也是如此。极少有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会因为理性的力量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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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法国发生的系列事件有力地加深了这种疑虑。在英国启蒙圈子的热烈掌声中，法国人民起义反抗统治多年的君主专制并以逻辑为基础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英国的怀疑论者，如政治家埃德蒙·伯克，预言这场实验将以糟糕的结局结束，这预言起初遭到嘲笑，但怀疑论者没过多久便得洗冤，法国大革命迅速沦为恐怖统治和军事专制，战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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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过理性了，那舞会还叫舞会吗？简·奥斯汀也许会说，法国大革命又一次证明了英美社会对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确定性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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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Shakespeare，Twelfth Night，ed. Arthur Henry Bulle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III.ii.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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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生命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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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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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依据天主教百科全书提供的资讯，现存的所有记录在册的真十字架碎片和其他收藏物的详细目录表明，其总量并不像一些作家证实的那样有一艘战舰的大小，而是大致相当于发现的公元1世纪罗马十字架的1/3。对于有多少这类碎片来自同一棵树，目前尚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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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rachey，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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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gela Partingto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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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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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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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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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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