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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意识形态动力亦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逻辑规则带来必然性和共识，自认理性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大抵互有分歧，如同极端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对经文含义的争辩。在某些情况下，证据或学识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无疑。从其他方面来说，显然人们不能将理性与利益和感情相分离；我们的头脑并非没有灵魂和生命的计算器，可以自动提供客观分析，如同《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是用理性的色彩来装扮我们想要得到的结论。亚历山大·蒲柏就曾写道：“意见有如钟表的时间，没有哪两个会是真正一致，不过所有人都选择相信自己手头的那一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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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英国社会决定不能单单以理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人们很难辨别偏见、利益和歧视在与理性的纠缠里究竟占了多大的分量，即便在一个人自己的脑海里也是如此。极少有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会因为理性的力量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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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法国发生的系列事件有力地加深了这种疑虑。在英国启蒙圈子的热烈掌声中，法国人民起义反抗统治多年的君主专制并以逻辑为基础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英国的怀疑论者，如政治家埃德蒙·伯克，预言这场实验将以糟糕的结局结束，这预言起初遭到嘲笑，但怀疑论者没过多久便得洗冤，法国大革命迅速沦为恐怖统治和军事专制，战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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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过理性了，那舞会还叫舞会吗？简·奥斯汀也许会说，法国大革命又一次证明了英美社会对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确定性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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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Shakespeare，Twelfth Night，ed. Arthur Henry Bulle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III.ii.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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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生命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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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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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依据天主教百科全书提供的资讯，现存的所有记录在册的真十字架碎片和其他收藏物的详细目录表明，其总量并不像一些作家证实的那样有一艘战舰的大小，而是大致相当于发现的公元1世纪罗马十字架的1/3。对于有多少这类碎片来自同一棵树，目前尚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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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rachey，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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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gela Partingto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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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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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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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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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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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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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1，ed. Hans-Friedrich Muelle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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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lexander Pope，Essay on Criticis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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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13章 白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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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事务的新态度在共和国倒台后开始显现出来。约翰·德莱顿在诗作《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中捕捉到这一点并进行描述，讽刺了蒙默斯公爵反抗其生父查理二世的失败叛乱，说这次叛乱表面是为了从他的天主教叔父手中夺回王权。诗作绝妙借用押沙龙反抗生父大卫王的圣经故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它轻轻触及了宗教问题，并证明探讨宗教（或政治）问题时掺杂一点怀疑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伪装的面纱轻薄透明：诗中的大卫王对应查理二世；耶路撒冷对应伦敦；犹太人对应英国人；犹太教祭司对应英国国教神职人员；耶布斯人——被犹太人放逐的耶路撒冷原住民，对应的是罗马天主教徒；扫罗王（Saul），这位圣经中大卫之前的国王，对应奥利弗·克伦威尔；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Ishbosheth），对应在压力下放弃护国公之位的软弱的理查德（“兵不血刃/愚蠢的伊施波设放弃了王位”），以此类推。约翰·德莱顿描述强有力的政治家和宗教理念时所用的轻浮而自由的语调，在今天依然很有影响力。这部诗作从大卫王起笔，实则暗指查理二世淫乱的私生活和王廷周围的众多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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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虔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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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制被定罪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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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教士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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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男人想着多多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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