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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只是被诅咒、被监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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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性冲动，又没有法律禁止妻妾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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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色列的君王，依照上帝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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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强有力的热情广为传授给妻子们和奴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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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的造物主形象在土地上到处散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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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顿嘲讽了克伦威尔时代的清教徒，也许是希望能埋葬自己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当年为克伦威尔葬礼所写的颂歌。他写到“教士策术”，这是天主教和安立甘宗神职人员歪曲诠释圣经所用的贬低术语之一。圣经本身是清教徒的地盘；要讲述一个反清教徒的政治寓言，却用圣经的例子和讽喻，且充斥着清教徒的布道词和克伦威尔等人的演讲，这对宫廷来说，真是一个妙不可言又充满讽刺意味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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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更为真实深入的是，它在嘲讽清教徒的同时，支持却又温和地挖苦了国王。德莱顿提醒大家，圣经里的上帝曾经容许一夫多妻制。圣经里那些伟大的族长和君王往往有多位妻子；摩西律法中没有禁止一夫多妻，而且先知们普遍没有发言反对。不过如今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反对一夫多妻的。一方面，这是传统支持者反对圣经至上者的一个要点；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所有启示宗教的内在不确定性。如果上帝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如一夫多妻这个问题上，都可以改变他的想法，或至少变更法律，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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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最伟大的英语讽刺文学作家，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变迁赋予他很多创作灵感。在他迄今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他不仅嘲讽了20世纪的宗教狂热（水煮蛋到底该从小的一端还是大的一端剥起？这引发了小人国的小端派和大端派及其邻居之间的战争。这非常明显地影射了天主教和新教因圣餐礼意义而展开的对抗），也对那种企图从土地里再造人类的怪诞行为嗤之以鼻（拉普塔飞岛国的科学家们）。但是在斯威夫特的杰作《一只木桶的故事》里，他极为充分地阐释了英美文明主导范式中的逻辑或非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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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木桶的故事》是一则关于彼得、马丁和杰克三兄弟的寓言故事。在斯威夫特的寓言中，老父亲在遗嘱中留给三个儿子每人一件严丝合缝的外套，并允诺三个儿子只要完全依照他遗嘱中的指导，外套就永远不会磨损。这些指导非常详尽，禁止儿子们在原有的织物上添加任何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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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三个儿子都不敢违背父命，后来男人的外套绣上银边成为席卷全城的时尚。如果衣服上没有这个重要的装饰，就几乎不可能受邀参加活动或是得到女人的垂青。三兄弟很是迷茫，因为老父的遗嘱是明令禁止改动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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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足智多谋的彼得（天主教徒认为教皇是罗马主教圣彼得的继任人）想来想去终于发现如果曲解一下父亲的遗嘱，衣服是可以加上装饰的。随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地更新对父亲遗嘱的牵强解释，认为遗嘱是允许兄弟们赶时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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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杰克和马丁发现了彼得的行径。作为长兄，彼得开始要求得到更多的尊重：彼得先生，然后是彼得爵爷。他的要求越来越荒诞离奇；他指望在他出现的地方，人们给他行吻脚礼。他自我膨胀的命令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最终两个弟弟带着被彼得锁起来的遗嘱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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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研究了遗嘱，认为他们的外套已经和父亲要求的朴素无华没什么关系了。小儿子杰克（代表约翰·加尔文和极端派，宗教改革中以圣经为本的一派）把外套上的东西都扯下来了。二儿子马丁（代表马丁·路德和英国国教会温和派改革者）清醒地认识到，外套是被装饰物的重量包裹并受到它们的影响。他试图清除一切可能破坏外套本身的东西，为此细细裁剪，力求保持衣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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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讽喻如德莱顿的一样，不敬与正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故事中的三兄弟没有哪个是有尊严地出现的，斯威夫特用以润色故事的题外话和陪衬情节败坏了教会的尊严，对基督教会史和宗教改革的全部描述就和英国国教会阐述的一样。如果马丁偶尔看上去像布雷牧师那样圆滑世故、见风使舵，那不过是国教会解读历史的方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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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所揭示的是英美世界观核心里特有的犬儒主义和信仰的混合。英国社会对传统和经文同样尊重，认为二者于舒适生活与良善社会必不可少。上帝之道和国家习俗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提供了珍贵且不可或缺的规则秩序。但与此同时，其又认为无论是经文还是传统，或者二者结合起来，都无法为人生提供正确可靠的答案。我们已无法确切知道早期教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耶稣的本意到底在何处。教会忽视了其所拥有的属灵恩赐，使得上帝的启示大多付诸东流。那件老父亲留下的外套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原貌了。此外，那些神学家和神职人员都和凡夫一样目光短浅；人类的任性、虚荣和贪婪总在人性中占上风，教会是无法出淤泥而不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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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圣公会主教在斯威夫特之后总结了当时的发展状况。18世纪的俚语“doxy”和21世纪“性感尤物”或“淫妇”表达的意思差不多。这个词源于古希腊，“doxy”有教学之意，所以“orthodoxy”指正统教学，而“heterodoxy”就有异端邪说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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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莱主教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伯克利（Berkeley）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给了18世纪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正统，是我遵从的信条，而异端邪说不过是他人的罢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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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终还是依托埃德蒙·伯克归结的“惯例”。[3]经文、传统和理性三者各有一席之地和支持者。但如果坚持过了头，三者都会出错。你应当遵循和尊重圣经，但你不能靠加入非常怪异的千禧年宗派或荒唐行为来释经。你尊崇传统，但一旦过分，你就会被专制王权和教皇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以也应该带着理智的批判精神反对过于经文主义和拘泥于传统，但可别用你的理性对所有现存的机制咆哮，或更糟糕的是，危害财产权和建制教会的权利。人们可以抓耳挠腮地描绘约翰牛[4]，慢慢得出结论，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会有狂热的圣经至上者、传统主义者和理性至上者，即原教旨主义者、罗马天主教徒和激进主义者。这倒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势力是会互相抵消的。比如，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会压制天主教，反过来天主教也会压制原教旨主义者，敬虔宗教者也会制约激进主义者——但是宗派间的竞争也能防止建制教会借机大占便宜，并对神职人员的适当地位、声望和俸禄有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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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开始相信，三者相互制约、相互抵消的角力结果是他一直以来的希望：常识和妥协。他要的是妥当合理，这和理性截然不同。从理论角度而言，这可能会有些乱七八糟，可是约翰牛那时已经对理论角度非常倦怠了。他曾不止一次地被那些聪明的家伙们用著述和体系说服，并因此感到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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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光荣革命后形塑了英国核心政治机制的途径。越来越多的民众达成共识，詹姆斯二世的专制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必须把他赶下台，这让由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浮出水面。詹姆斯二世有一个合法继承人，这个儿子一出生即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党人承认他是威尔士亲王。这个王子，注定是由坚定的天主教徒来养育，并从出生后就被众多耶稣会士包围着，显然和他父亲一样不合适王位；但如果说真有神授王权的话，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尽管斯图亚特王朝的对头——慷慨激昂的新教徒们曾质疑他的合法性）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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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无法接受的，英国应该做什么？清教徒和克伦威尔支持者们最为恋旧，依然对共和制联邦抱有极大的期望，可现实却并不理想，需要找寻新的出路。此外，来自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及其支持者们的支持显得非常有必要。如果詹姆斯二世在并未延长内战的情况下被罢黜，圣公会在情感方面还是属于非常坚定的保王党，尽管他们不是“亲詹姆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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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的唯一优点是务实且合乎常理。它并没有理论基础。在改宗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之前，詹姆斯二世的第一位妻子是新教徒。这次结合留下了两个活着的女儿。大女儿玛丽嫁给了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荷兰的世袭领袖，彼时荷兰与法国长期对抗。国会在劝说玛丽单独接受王位无果之后，终于决定由玛丽和丈夫威廉共同统治英格兰。若威廉没有继承人，玛丽的妹妹安妮（新教徒）会在她姐姐和姐夫身后继承王位。若安妮去世且并无子嗣，王位将顺承给最近的信仰新教的亲属：詹姆斯一世的孙女，汉诺威的索菲娅（Sophia of Hanover）。任何天主教徒都不可继承王位，如有继承人要与罗马天主教徒联姻，就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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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无论约翰·德莱顿有多么手忙脚乱，也不管神职人员要用到多少花哨的策略，这个英明的折中方案确实有助于维护英国此后的世代和平。激进的新教徒和克伦威尔支持者们接受了君主制和他们在民事方面的一些弱势，但确保了国家元首是新教徒。国教徒放弃了君权神授和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把自己的宗教从天主教那里拯救了出来，在此后的几百年内保留了君主政体，也在与持不同政见的新教徒的角力中赋予了自己社会和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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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智层面而言，这一妥协是很荒谬的，如同给婴儿洗完澡后把婴儿泼了出去，却留下了洗澡水。这样的确是保存了君主政体的形式，却推翻了其合法性的历史理由。英国的君主政体得以延续并不是上帝实现善治的计划的一部分，或是因为君主理应合理合法地得到王位；君主政体之所以延续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它大体上方便实用。人们早已习惯于对国王的敬畏，把王位视作合法的根源和忠诚之核心。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去制造不稳定和动乱的可能呢？这与政治学的立场不一致，但哪个更糟糕：是一点点不一致，还是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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