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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提出预算案后，[8]1910年上议院世袭贵族因干预无果而痛痒难忍，实力受到重创，但《艾俄兰斯》式的抒情并未完全消失。英国人还是坚守着他们政体中的不一致和假象。王室并无实权，但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在其名义下实施。一些极为狭小的辖区，如马恩岛和其他海峡小岛在没有官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干预下，仍继续蓬勃发展。查理二世时代，法官戴假发上庭是一种时尚，如今英国法律仍以此为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服饰和传统，在有一点可能的情况下都要紧抓不放，传承下去。伦敦塔守卫和王室卫兵并不做什么特别的事，但他们也能把“不做什么特别的事”做到尽职尽责。英国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引擎，引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陷入工业革命的旋涡，而自己在某些方面却可以说是最为传统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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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英国统治时期激进世界观的最终体现是《联合法案》，它将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处于苏格兰一个官方教会[9]（那时在英格兰被认为是长老会的前身，也是如今美国长老会的前身）的权威之下。换句话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教派将由一个人来统领。高教派信徒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和低教派信徒维多利亚女王一向合不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们在巴尔莫勒尔[10]时，女王要求首相陪同前往苏格兰教会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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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个伟大又惊世骇俗的发现是，他认为人的社会信仰和机制是建立在一个瑕疵颇多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在定义正义或性别关系等基本概念时，权力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自己都不明白他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当维多利亚女王在伊舍的圣乔治教区教堂领圣餐，又到巴尔莫勒尔的长老会做礼拜，她就活生生地证明了一点，即社会需要和关系形塑了我们关于宗教和正当行为的理念。当福柯对现实社会架构的思考有了结论，并发现了权力对人们观念的塑造程度，他感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维多利亚女王以严厉和坚定著称。她跳上马车前往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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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卡罗尔似乎非常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爱丽丝对白皇后说：“人们不会去相信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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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你还没反复练习吧，”皇后回答说，“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每天都要为此花上半个小时。为什么呢？有时候在早餐前我就已经相信了六件不可能的事情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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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宗教，动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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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捏着经文、传统和理性，英语世界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宗教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不断调整。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的宗教不一定就是基督教，也不总是那么传统，也许除了在贝克莱“我的教义，你的教义”的意义上。但是，英美社会还不是世俗社会。在英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宗教远非障碍，而是加快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并承认不断变迁是人类正常可取的状态。随着英美社会宗教活力日甚、静滞日少，它力量更大，更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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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为开放社会的宗教给出了至今仍是最为准确的定义。斯密的宗教观点较之约翰·弥尔顿来说，更接近于爱德华·吉本。他在《国富论》中谈到宗教，认为即使是狂热的宗教，对于和谐健康的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宗教间的自由竞争其实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宗教利益化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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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看来，道德是存在两种体系的，任何社会的宗教都是如此。生活在经济刀刃上的普通百姓是没有资本放纵享受的。他在书中写道：“哪怕一个星期的放纵与浪费，往往就足以使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永远沦落。”他还写道，“普通人民中比较贤明而良善的一部分则极度厌恶这些放荡行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些行为会马上给他们这种境遇的人以致命打击”。[12]他们下决心要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同样害怕和憎恶各种浪费。斯密认为，大多数的新教派和宗教都是植根于穷苦阶层的，而在道德方面，新教派大多极为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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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大众需要宗教团体强有力的支持，在加入从乡村到城市的资本主义移民大潮时尤为如此。在乡村里，可怜的工人要维护他的名誉：大家都知道他，社区会根据他的行为举止来品评他。这种压力使得人们履行乡村这个传统世界分配给他们的各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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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城市这样的新环境下，工人对自己的任务似乎不太确定。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自律，去抵制从斯密那个年代至今城市中的一切诱惑。小规模的宗教集会，也就是教派，取代了家庭团体中的社会规训。在斯密看来，这种教派的行为和道德常常“过于严格，过于不合人性”，但人们必须承认，正是严格和规律性，才使它们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因此，小教派的普通人在道德上常常是一丝不苟、井然有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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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再反对现代化进程。它为上千万满怀希望又无比困惑、惊吓而不知所措的农民打下坚定的心理基础并给予社会支持，以使他们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找到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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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的宗教思想牢牢扎根于乡村现实，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一般来说并不会推翻宗教，而是引领宗教走向新的复兴，有时甚至导致宗教狂热。事实上，这符合了斯密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会导致宗教狂热的危险上升，开放社会自食其果，后坐力之强足以建立新的宗教独裁。宗教可能转而反对社会的西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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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给政府提供了一些具体建议以使宗教狂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他认为，总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迷信而狂热的神职人员将狭隘封闭的观念传递给年轻一代的风险。政府应该推广一些大众娱乐，使之像解药一般化解宗教狂热者的忧郁幻想。那些嘲讽神职人员的伎俩和缺点的戏剧也应得到政府的鼓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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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也指出这对美国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他发现在那些已有多种宗教团体的地方，宗教独裁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如果由政府支持的大规模建制教会足以压倒异议者以保持一致性，神权政治的危险便真正出现了。斯密相信，当社会被划分为多个宗教团体、任何团体都不能通过政府强权来打败对手时，社会就不会有决斗狂热。取而代之的则是，小的教派会越来越多地在适度原则上渐渐达成宗教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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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派牧师，因为察觉到自己几乎孤立无助，通常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师；他们彼此相互感到便利而且适意的这种互让，结果可能使他们大部分的教义脱去一切荒谬、欺骗或迷妄的夹杂物，从而成为纯粹的、合理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世界各时代贤智之士最希望见到的宗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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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最有可能依赖他从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获得的资讯，他写道：“宾夕法尼亚是实施了这个方案的地方。虽然那里教友派占最多数，但其法律对于各教派一视同仁、没有轩轾。据说，那里就产生了合理的和平气质和适中精神。”[16]美国宗教的历史比斯密所分析的更为丰富多彩，但斯密对宗教多元主义有利于防范宗教专制的信心确实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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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所见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宗教帮助人们去适应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开放社会，而开放社会在运行中又使得宗教不断去调整以利于发展，而且越来越难以适应封闭社会的原则。尽管封闭的宗教与日益开放的社会共存这一局面本身就存在着深深的裂痕，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情况不仅可以并存，甚至可以强化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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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语世界的历史有些指导意义的话，它表明了快速西进的极具活力的开放社会是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甚至可以说，这个社会受到了斯密所谓的狂热宗教热情和在21世纪被称为基要主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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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宗教被有效边缘化了的世俗社会主要依托的是理性，而非冲突因素的复杂共舞，但这种复杂舞蹈极致地体现了英语世界的权力特性。世俗社会相比于更彻底承认人类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的社会要更加封闭且活力不足。共产主义世界的“科学”社会，鼓吹它们的宗旨建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性的、科学的真理基础之上，而这个“科学”社会其实远比它所反对的西方社会僵硬且难以变通。生活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下的法国人，远比之前不完善且“理性”不足的革命政府时期可怜得多。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起当时他希望消除的雅典民主制度来说，从自由到开放程度都会降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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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批判了完全封闭的哲学体系的社会压抑作用，这个批判颇具效力。他谴责了很多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它们就是开放社会的大敌，他的观点并没有错。与其相信理性能够找到一个本质上完美或完整的社会模式，其中哲学家们对违抗开放社会要求的行为行使立法职责，不如相信这样一个完美的模式能够在经文或古老的传统中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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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里，比如说，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刺激下发生转变的社会，其社会秩序的认同是以不变的哲学和以理性建构起来的机制与法律为基础，二者在一起既危险又会阻碍发展。在如此环境下生活的受过教育的人们将会极其保守，并且厌恶破坏性的变革。比如说在现在的法国，对全球化影响的抵制并非仅仅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经济变化的威胁。它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抵抗，这种抵抗认为20世纪的社会妥协，不论有多么不完美，仍然体现了对理性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如果经济变化能够确保他们的福祉和权利，比如说工资的增长、工作的稳定性和更少的工时等，那他们当然是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变化。但当经济变化不断在破坏他们旧有的社会秩序时，大部分法国民众会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产生恐惧，故不会热情地拥抱它。最终，法国人是现实又有创造力的，他们一次又一次使自己适应了新的变化。然而，正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抵制和犹豫让英语世界获利，因为英语世界以更快、更迅猛的姿态进入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科技和新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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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对变革中的世界来说是必需的，即使要以理性的一致为代价。抵消性的力量和价值必一争高下。理性、经文和传统各有其用，但若不加以制约，每一种力量均会失控。此外，如果没有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的对立理念之间的争议、辩论和竞争，创新和变革的速度可能会放慢，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会自以为是地增长，而且不会遭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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